1950年10月8日，在朝鲜战局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周恩来、林彪飞抵莫斯科。次日，在布尔加宁的陪同下赶往黑海附近斯大林的疗养所。午后，双方开始谈判。（本文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及前苏联公开的档案。）

据师哲回忆，在斯大林介绍完朝鲜前线的情况后，周恩来说：中国考虑和研究了国内的实际情况，认为以不出兵为宜。因为中国经历长期战争，连年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现在卷入战争，不仅人民的困苦生活无法改善，而且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也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担负战争消耗的重担，实在困难。况且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接济，也是困难重重。战争不是儿戏，一旦陷入进去，多年脱不了身，如何收场？何况，如果这场战争僵持不下，还可能牵涉到各兄弟国家。因此，还是不出兵较好。

斯大林说，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进攻朝鲜北部地区。金日成如果没有后援，最多能维持一个星期。在此情况下，与其进行无望的抵抗，不如早点主动撤退，以保持现有的力量，或许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无论是北朝鲜人自己撤退，还是被敌人消灭，都意味着让敌人将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李承晚陈兵鸭绿江、图门江。到那时，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东北的经济恢复工作也就谈不上了。美国人从空中、陆地、海上随时都可以入侵中国。

斯大林还要求将北朝鲜的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干部撤到中国东北境内，而将老弱病残者、伤员大部分撤到苏联。他解释说，把北朝鲜的有生力量撤到中国东北，便于日后重新进入朝鲜。因为从中国东北进入朝鲜要比苏联容易得多。他还认为，关于撤退计划最好马上就电告金日成，不要拖延。

斯大林这样做自然有他的想法。让北朝鲜的主要力量撤到中国，即使将来回不去，那也只是留在中国境内，跟苏联无关。相反，收留老弱病残者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所以，林彪明确地表示不同意。他说，不必撤走朝鲜的有生力量，应该让他们留在朝鲜境内。那里山多、林密，他们可以深入山沟森林，开展长期的游击战争，甚至可以转战朝鲜南北各地，以待时机。

对于林彪的这个建议，斯大林当然不会赞成。他说，敌人是不会允许游击队存在下去的，他们会很快把它消灭掉。既然中国不打算出兵，我们就应考虑如何安置朝鲜同志和他们的武装力量。斯大林声称，苏联也曾想过如何帮助朝鲜同志，可惜我们的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了，如果我们再回到朝鲜就有困难了，因为这等于苏联同美国直接交战。所以，我们的设想是，中国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苏联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苏联再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是，斯大林声明，苏联的空军掩护，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不能进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俘获，这会对苏联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关于这次会谈，20年后，毛泽东、周恩来在同金日成谈话时有这样一段回忆：

毛泽东说：“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恩来：“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泽东：“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恩来：“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看来，斯大林虽然同意提供空中支援，但前提是飞机不能过鸭绿江，这一点从师哲、周恩来的回忆中得到了证实。

问题在于，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必须跨过鸭绿江，战场在朝鲜境内。苏联空军不过鸭绿江，就等于没有提供空中掩护，这是中国领导人迟迟下不了决心的真正原因。

根据事先的商定，周恩来带去的是两种意见。既然苏方不同意提供空中援助，那么中国就只好不出兵。

10月10日和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又举行了会谈。斯大林仍然坚持认为，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飞机支援志愿军。结果，有关空中掩护的答复始终不能使周恩来感到满意。但斯大林承诺，苏联完全可以满足向中国提供飞机、大炮、坦克等装备的要求。11日，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

经过讨论，双方最后决定，放弃北朝鲜，让金日成及其政权和军队暂时退到中国东北。据此，双方分别通知了北京和平壤。

但是，在周恩来赴苏的当天，即10月8日，毛泽东还是下令组建了志愿军。他在给彭德怀、高岗等人的电报中称：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出发，协同人民军向侵略者作战”。同时，毛泽东还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同一天，毛泽东电告倪志亮，将出兵朝鲜一事转告金日成。当天，彭德怀去了东北。9日，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主持召开东北边防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出兵朝鲜的决策。

直到这时，周恩来同斯大林会谈的结果仍不能令人满意。10月11日，斯大林还在坚持苏联空军将推迟出动。当周恩来和斯大林的联名电报送到毛泽东手中时，已是10月12日下午了。接到电报后，毛泽东紧急电令彭德怀、高岗，指示10月9日命令暂不执行，第十三兵团各部仍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并要求高岗、彭德怀立即来京商谈。同时，毛泽东又给饶漱石、陈毅发去了内容大致相同的电报，要求宋时轮的九兵团原地整训，而且在“干部及民主人士中亦不要进行新的解释”。

10月13日中午，彭德怀、高岗奉命来到北京。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出兵朝鲜一事再次进行讨论。毛泽东说服彭德怀和其他人，苏联空军虽然暂时不能进入朝鲜，但他们已经答应对中国领土实行空中保护，并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会议最后决定，在没有苏联空军掩护的情况下，在美军向朝鲜北部地区大举进攻的情况下，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都必须立即出兵援助朝鲜。

几乎就在同时，即莫斯科时间13日下午，斯大林也作出一项正式决定。他通知什特科夫，让他转告金日成，中国人已经决定不出兵，金日成最好把他的剩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境内。第二天，什特科夫报告莫斯科说，他已经向金日成转达了斯大林的建议，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惊讶”，并痛苦地表示：“他们将照此执行。”

没想到的是：毛泽东最后却改变了决定：只要苏联提供枪炮，中国可以付费，即使没有苏联空中掩护照样出兵，斯大林为此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师哲回忆说，在黑海同斯大林会谈结束回到莫斯科后，他到康一民的住处想看一看国内有什么新指示。他发现康一民正在抄一封电报，电文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人主张出兵。

当师哲得知电报内容后吃了一惊，他急忙将此事告诉了周恩来。可是，“周总理不相信，认为我看错了。”

对此，毛泽东回忆说，“我们当时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最后才决定，国内去了电话，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

师哲又返回康一民的房间，将电报首页拿给了周恩来。看过电报后，周恩来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因为几个钟头之前，他所谈的话与这个电文中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他刚刚讲过中国不能出兵援朝，并以极有说服力的话向斯大林证明了这点，而且也作出决定，立即采取不出兵的准备和安排。但现在，国内又来电说大家主张出兵抗美援朝。”师哲的回忆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只是时间上有些模糊，内容也不够详细。

看来，师哲看到的电报应该是13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有关出兵朝鲜的最后决定，也就是当天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

康一民之所以说周恩来此行的目的是告诉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的决定，可能只是记住了这封电报的内容。

此后，周恩来开始同苏方重新会谈，其中涉及苏联提供军事装备和空中掩护问题。这就是康一民所说的周恩来同斯大林商谈志愿军改换苏军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配合作战问题。

13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把出兵朝鲜的决定告诉了罗申。他说：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还有空中掩护问题并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随后，他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告诉了罗申，声称“中国人有义务派出部队”，先派出9个师组成第一梯队，尽管装备差一些，但可以打李承晚的伪军。然后，再准备第二梯队。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了苏联空军掩护的问题，而且“希望它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也不应迟于两个月”，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随即，罗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斯大林。

当晚22时，毛泽东又起草了一封给周恩来的电报，通报了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以及需要同斯大林进一步商谈的问题：

1.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门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2.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3.菲利波夫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的办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4.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还告诉周恩来，他对第三、第四两点没有把握，因此，“请你留在莫斯科几天，和苏联同志重新商定上述问题”。

14日凌晨，斯大林看到了罗申的电报，他立即通过什特科夫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金日成，要金日成暂缓执行他13日发出的“关于在北朝鲜进行疏散和将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电报”，因为他刚收到毛泽东的来电，得知“中共中央再度讨论了形势，决定不管中国军队多么缺乏武器装备，还是要给朝鲜同志军事援助”。

当天，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发去两封电报。在第一封电报里，毛泽东通报了朝鲜情况及志愿军参战的初步打算。他指出，我军将以一个军进至平壤东北地区，其余三个军及三个炮兵师位于德川以北，就可能使“美伪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保持平壤元山线以北地区至少是山岳地区不被敌占。”在第二封电报里，毛泽东通报了志愿军出动的时间及部署。他告诉周恩来，我军定于10月19日开动，于10月28日“在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开始构筑工事”。毛泽东还说，等6个月后，“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他相信，“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的和有利益的”。

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13日的电报后，于当晚约见了莫洛托夫，请他将电文转告斯大林，并征求斯大林的意见。14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苏联志愿空军在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另外，苏联志愿空军“进入朝鲜战争，当其与朝鲜人民军配合作战时，在双方指挥关系上如何解决？”周恩来还附上了中国政府开出的第一批各种炮及其所属器材的订货单。

斯大林得知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的最后决定后异常兴奋，于14日再次致电金日成：“经过摇摆和作出若干临时性的决定之后，中国同志终于下定出兵援助朝鲜的最后决心。有利于朝鲜的最终决定终于下定了，我为此感到高兴。因此，您知道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情况介绍应予撤销。与中国军队出动有关的具体问题，您需要同中国同志一起来决定。而中国所需要的技术装备将由苏联提供。祝您成功。”

然而，苏方许诺的空中掩护，是打了折扣的。由于担心苏联飞行员被美军俘获，暴露出苏联参战的真相，引起美苏直接冲突，苏方不打算配合志愿军在朝鲜地面作战。苏方答应的空中掩护，只是负责掩护志愿军的后方，即使等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后，苏联空军也不能飞到朝鲜境内。也就是说，苏联的空军不能越过鸭绿江。

这对中国出兵极为不利。但毛泽东并没有动摇出兵决心。15日，毛泽东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给倪志亮的电报，让他转告金日成：“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10月16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当天，朴宪永奉命来到沈阳，请求中国尽快出兵。10月16日，彭德怀在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10月17日，毛泽东再度电告彭德怀和高岗，要他们于18日返回北京，至于出兵时间，“待周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

10月18日，即在周恩来返回北京的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最终确定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时间。当晚21时，毛泽东电令邓华等13兵团领导同志：“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

19日晚，志愿军渡过鸭绿江。

当斯大林得知志愿军出兵的决定后感动得掉下了眼泪，连声说道：“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此后，斯大林改变了对中共的看法。这一认识的转变，使苏联加大了对中国援助的力度。整个抗美援朝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2个空军师的武器装备，解放军的装备因此得到极大改善。这也是中国对苏联外债最初由来之一。

1949年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就朝鲜局势和斯大林交换了看法。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3年至5年的喘息时间，可利用这段时间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使全国形势稳定下来。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问明一个问题：怎样保障国际和平，保障程度如何？”

对此，斯大林回答道：目前并不存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日本尚未从战争中恢复过来，不想打仗。美国虽然大肆叫嚣要发动战争，但它害怕战争，欧洲人又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没有人同中国打仗。他还开玩笑说，难道金日成会进攻中国吗？

斯大林信心十足地保证：如果中苏两国齐心协力，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年至10年，甚至10年至20年，还可能更长一点时间。

后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认为，斯大林的估计同我们一样，仗很难打起来。

可惜，双方的估计都过于乐观了。就在这次会谈后六个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立刻参战，并封锁台湾海峡。结果中国也“被迫参战”打了三年。

　　1950年10月周恩来与斯大林的会谈及其结果与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决策有直接的关系，也反映出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中苏之间的微妙关系。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国内学术界便有不同看法，最近，俄国学者又撰文对此发表了颇为不同的见解。

　　关于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别墅会谈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众说纷纭的现象，是因为至今尚没有关于这次会谈的正式文件和记录公布于世，人们只能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来描述当时的情况。因此，面对各方面材料说法不一，甚至大相径庭的状况，不能完全根据个人的回忆认定历史事实，而只能根据旁证材料和逻辑推理对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会谈的结果等主要问题进行分析，至于许多细节则无从考证。

（一）

　　首先，对于周恩来去苏联进行谈判的目的就存在完全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以师哲的回忆为据，认为周恩来离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未取得一致意见，周恩来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后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说国内多数人的意见还是出兵，于是才与斯大林商谈军事援助问题。

　　另一种意见以康一民的回忆为据，认为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就是告诉苏联关于中国出兵的决定，商谈志愿军改换苏军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配合作战问题。俄国学者则根据费德林的回忆，认为"周恩来和林彪是带着中国不会也不应该介入朝鲜问题的坚定信念去见斯大林的"。

　　第一种意见的根据是周恩来在会谈中首先摆出了中国不出兵的种种理由。在这一点上，师哲和费德林的回忆是一致的。第二种意见的根据是周恩来访苏的最终结果是达成了中国出兵，苏联给予军事援助的协议。第三种意见的根据则主要是认定周恩来的本意就是坚决主张中国不能出兵。

　　关于这个问题，周恩来本人后来几次谈到他是带着两种意见去的，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主要目的是要苏联出动空军援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实际情况是，在周恩来出国之前中国领导人已经有了出兵的打算和安排，10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就是周恩来主持的，这次会议不是讨论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研究作战部署和出动志愿军的准备工作。因此他不会不知道已经作出的决定。

　　但周恩来与斯大林谈判时的确先摆出了中国出兵有困难的理由，而且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黑海会谈的最初结果就是中国不出兵。如此可以判定，周恩来访苏确实是带着出兵或不出兵两种意见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是否出动空军协同志愿军赴朝作战。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已决定出兵，而周恩来却先摆不出兵的理由了。这无非是一种谈判手段，目的是为争取苏联政府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和保证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入朝作战。

　　至于俄国学者认为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内部反对中国参战的重要人物"，周恩来"把他对斯大林的访问看作是阻止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以及把解救金日成政权的负担全部压在斯大林肩上的最后机会"，是缺乏根据的。尽管中国领导层内部最初对出兵朝鲜的问题有不同看法，但在10月5日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出兵援助朝鲜的方针后，中国领导人已经统一了认识。周恩来本人这时也表示赞成出兵的决定。在10月6日周恩来主持的部署出兵准备工作的军委会议上，他发言说，我们不想打，但是敌人逼我们，快到鸭绿江边了，不能见死不救，这是援朝，也是卫己，唇亡齿寒嘛！

　　不过，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相比，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更讲究现实主义。如果说毛泽东比较强调中国出兵的决心和英雄气概，那么周恩来则更注重中国出兵的实际困难和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谈判中才首先强调中国出兵存在的种种困难，而且在斯大林提出苏联空军暂时无法出动协助中国军队作战时，周恩来表示了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

（二）

　　关于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也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据康一民回忆，"斯大林在会谈中答应先装备中国10个师，并同意派空军到东北安东一带和沿海大城市驻防。因此，中苏双方在会谈中就抗美援朝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谈十分顺利"。有些研究著作就采用了这种说法。

　　但据师哲回忆，斯大林建议"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由苏联"供应武器装备"，苏联还可在作战时"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而不能深入敌后"。会谈讨论的结果是，通知朝鲜同志"不失时机地早日做好撤退准备"，并决定"立即采取不出兵的准备和安排"。

　　还有一种说法是会谈结束后，当晚7时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会谈结果，因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故决定中苏均暂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鸭绿江以北。其根据是毛泽东13日给周恩来到回电中有苏联空军"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一句。

　　俄国学者曼绍洛夫则根据费德林的回忆认为，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谈话持续了两天，最后还是没有作出双方一致同意的决定。因此，斯大林根本就没有与周恩来一起给毛泽东发过联名电报。周恩来只是说他需要与北京联系，以便得到新的指示。曼绍洛夫还坚持认为斯大林在会谈中"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为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掩护的要求，并且"从来没有背弃他答应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苏联空中掩护的许诺"。

　　这里的问题比较复杂，各种不同渠道和来源的材料交织在一起，难以进行细节的择选。不过，根据现有的文献，仍然能够看出事情发展的基本脉络。首先是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是否作出了一致的决定，他们作出了什么决定?根据赫鲁晓夫的回忆：会谈结束后，斯大林回到莫斯科，他说周恩来是奉毛泽东之命前来的，当时北朝鲜军队已经全面溃败，周恩来前来征求斯大林的意见，中国军队是否应该出兵，阻止美国和南朝鲜部队继续前进。

　　起初，斯大林和周恩来都认为，中国进行干涉并无益处。但在周恩来归国前，他们决定中国应当给予北朝鲜积极的援助，中国军队当时已集中在边境上。这就是说，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的初步意见是一致认为中国不出兵。从毛泽东10月13日给周恩来复电的措词和语气看，他得到的信息也是会谈作出了中国不出兵的安排，而且电文中还提到了斯大林和周恩来的"联名电"，这就说明不出兵的会谈结果是斯大林和周恩来的共同意见，而并非是周恩来一个人的主张。

　　当然，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是斯大林本人对会谈结果所作出的反应。根据俄国的档案材料，斯大林在10月13日下午给什特科夫发出一封转交金日成的电报，通报了他与周恩来和林彪会谈的情况，并抱歉地通知金日成，周恩来已经表示中国人还不准备参与战争。因此，斯大林建议金日成最好把他的残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还命令什特科夫帮助金日成制定一个执行这一撤退命令的措施的计划。同一天，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维辛斯基在成功湖发表讲话，呼吁美国放弃"强硬化"政策，恢复与苏联战时的合作关系，他还保证苏联会对美国作出"迁就"。

　　显然这种举动也是受了中苏领导人会谈结果的影响。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不出兵的会谈结果是中苏领导人一致认同的。斯大林在14日确知中国已经决定出兵后，立即指示金日成"此前通知您的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无效了"。有人认为斯大林电报中所说的"建议"是指苏联空军援助中国一事，但把斯大林连续发出的两封电报联系起来看，斯大林宣布"无效"的这个"建议"当是指他与周恩来会谈后共同作出的劝告金日成撤退的决定。如此看来，中苏领导人会谈的初步结果确实是中国暂不派军队入朝作战，同时建议金日成撤离北朝鲜。这个结果是周恩来和斯大林共同认可的。

結論：當了砲灰還被主子出賣，可憐。
但這也証明，當年中共內部還是有若林彪等有骨氣而且愛國的真漢子的。
只可惜啊，最高元首就是唯死韃婪是從。

（三）

   接下来的问题是斯大林和周恩来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共同决定？从斯大林10月1日到7日之间两次至电毛泽东强烈要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情况看，斯大林是主张中国出兵的，至少在美国仁川登陆以后他表示出这种强烈的要求。

　　毛泽东在朝鲜局势出现危急情况后也是决心要派兵入朝作战的，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显然，斯大林不会主动要求中国不要出兵，他只是在周恩来提出中国出兵有困难的情况下才勉强同意暂不出兵的。而周恩来是代表毛泽东来与斯大林谈判的，他在未与毛泽东商量之前便表示中国不能出兵，肯定是因为他和毛泽东事前共同商定的出兵条件没有得到满足。这个条件就是要苏联提供足够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军队入朝作战。

　　毛泽东派周恩来与斯大林谈判的主要目的是要求苏联的空军援助，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就出在苏联没有满足中国的出兵条件，没有答应派空军支援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要求。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周恩来也说过："我们出兵就是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周恩来还说过："我们问：能否帮空军?他动摇了，说中国既有困难，不出兵也可，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我们只要苏联"出点空军，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了，没有空军有困难。斯大林说空军不能派。"

　　苏联是否答应过派空军援助中国，斯大林是否违背了这一许诺，这是中苏领导人黑海会谈的主要问题，也是反映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之间关系的关键环节，所以很值得进行仔细分析。

　　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从军事角度讲，最不利的条件就是缺少空军。根据俄国的文献，中国早在7月初就提出空军的问题了，而且中苏之间已经交换过意见。周恩来在7月2日与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中就询问苏联空军是否有可能掩护中国入朝作战的部队。

　　斯大林在7月13日经罗申给周恩来或毛泽东的电报中对此做了回答："我们不知道你们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界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你们已作出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你们派一个配备124架飞机的喷气式战斗机师掩护这些部队。我们打算由我们的飞行员培训中国飞行员两到三个月，然后把全部装备转交给你们的飞行员。我们打算让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

　　7月25日维辛斯基给罗申电报还谈到，"经菲利波夫同意，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我们同意他们提出的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喷气式飞机的步骤和时间安排"。8月27日斯大林又致电周恩来："苏联政府答应你关于派苏联军事顾问——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到华东和东北军区的要求。38名顾问将被派到中国，其中10名是防空专家，28名是空军专家。至于其余26名顾问，我们认为不是特别需要派他们去，因为这些顾问的工作可以由派去的38名顾问完成"。

　　看来中苏领导人都很重视空军的问题。不过，从上述电文看，中苏双方在苏联帮助中国空军建设和训练的问题上谈的比较仔细，并作出了具体安排和计划，而在苏联空军援助中国军队作战的问题上却没有一个明确和准确的意见。但中国领导人最关心的恰恰是后一个问题，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一支真正的空军部队，一旦战争打起来，在空军方面只能依靠苏联。

　　这里，中苏双方未谈清楚的地方有两点：一是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问题，是与中国军队同时行动还是让中国地面部队先行一步？二是苏联空军援助的方式问题，是配合中国地面部队进入朝鲜作战还是只负责中国领土的防空或掩护中国部队的后方供应线？

　　从苏联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战略方针来分析，斯大林显然宁愿下功夫武装中国的空军，将来让他们承担起入朝作战的任务，而避免在使用苏联空军的问题上过早地作出明确和具体的承诺。但是对于中国方面来讲，要求苏联援助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关键就是苏联空军能够协同中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这个问题越到临战时就越显得迫切。

　　在10月9日彭德怀召开的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上，就特别提出了这个问题，以至会议尚未结束，彭德怀和高岗便向毛泽东发急电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

　　志愿军总部很多领导人也认为，在没有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出兵，弊多利少，甚至建议"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从周恩来11日电和毛泽东13日电看，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的结果只是明确了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推迟，而没有说明空军援助的方式是什么。

　　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毫不含糊。他在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除了表示在苏联暂缓派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中国军队仍要出动外，还特别指出："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军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并保护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毛泽东同时还明确地要罗申转告斯大林："我们所需要的主要是能够为我们提供空中掩护的空军。"这里所说"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和"为我们提供空中掩护的空军"显然是指苏联空军配合中国地面问题入朝作战的问题。毛泽东在这里接受了苏联空军推迟出动的条件，但也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苏联空军提供援助的方式。

　　毛泽东之所以决心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派军队入朝作战，是因为他的初战安排只是进行防御，只与南朝鲜军队作战，而不与美国军队正面接触。毛泽东制定这样的战略，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掌握的有关朝鲜战局的情报有误。当时的情况是平壤防线已被突破，金日成已经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作出了撤离朝鲜的安排。

　　而10月14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电报却说，中国得到的情报是美韩军队"集结汉城以北三八线上开城、金川地区作进攻平壤之准备"，从而认为"美是否进攻平壤及何时进攻平壤，似乎尚未作出最后决定"，还认为"金日成指挥的朝鲜各个尚能战斗的部队"正在"三八线坚决对敌"。14日的另一封电报又说，"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　　因此，毛泽东考虑的战略一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二是继续加强工事，"修筑布防"，进行防御，"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

　　斯大林在得到中国已经决定出兵的消息后，一方面在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上作出了让步，即无须等到两个月后才出动，另一方面则明确表示苏联出动空军只是保护中国领空和中国军队的后方，而不能直接配合中国军队入朝作战。

　　根据师哲和周恩来的回忆，周恩来向苏联方面转告了毛泽东13日电报中关于中国军队已经决定入朝作战的情况后，苏联政府当时答应将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但当周恩来进一步提出除战斗机外，苏联可否出动轰炸机配合中国军队作战；除出动空军入朝作战外，可否加派空军驻扎在中国近海各大城市等要求时，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作战。

　　正是由于出现了这一情况，10月17日毛泽东再次急电彭德怀和高岗，要他们火速回京商议，部队出动时间"当再有正式命令"。因此，上文所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谈到苏联不出动空军，应该指的就是苏联空军不能出动配合中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这一情况。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发现直接的文献证据，但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后的实际情况表明，斯大林肯定下达过这方面的命令。

　　许多当年参加朝鲜战争的苏联空军人员都承认，"他们的空军与中朝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还有人说"中国人没有空战经验，他们要求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但苏联拒绝了"。"由于缺少合作"，有一次苏联的"高射炮团打下了一架中国飞机"。

　　中国空军的回忆史料也证明，朝鲜战争中的空战大都发生在鸭绿江与清川江或大同江之间的地区。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交通运输线和机场的修建"，"保卫水丰发电厂、鸭绿江大桥和第一线基地及清川江以北的主要交通线"。仅有的一次轰炸西海岸大和岛等地美韩军队情报站，配合地面部队登陆作战的任务，也是中国空军第8师独立完成的(军中苏联顾问在战斗前已经回国)。

    这样看来，关于斯大林背弃了他向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援助的诺言的说法有些勉强，因为斯大林除了曾一度要推迟时间外，的确一直答应为中国提供空军援助，只是他从来没有明确承诺派苏联空军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与美国作战。但是，中国提出的出兵条件主要就是要求苏联空军为中国入朝作战的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掩护，而苏联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示出不满和抱怨是可以理解的，许多中国学者的论著在这方面对斯大林的政策提出指责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无论如何，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在10月19日渡过了鸭绿江，并于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

来源: 西陆东方军事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杂志2010年第5期

一

1950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随着解放海南、舟山诸岛，下一步便是进攻台湾。因为9月，台湾海峡将进入台风季节，不利作战。一般估计，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的时期是在6、7、8这3个月。国民党在台湾沿海建造防御工事，夜以继日，并训练民众备战，进行防空演习，但民众心里明白，150海里的台湾海峡，300年前尚抵挡不住郑成功的水师，而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军队，又怎能挡住排山倒海般的百万解放军，台湾解放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1949年10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台湾可能在1950年底为中共攻占。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将这一报告转交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劝他不要阻止这一变故。1949年12月18日，艾奇逊指示驻亚洲各国使团：台湾的重要性应尽可能不强调，因为普遍都预料它会陷落。

1950年6月25日拂晓，朝鲜内战爆发。朝鲜人民军突破划分南北的三八线，于28日攻占汉城，解放了南半部90%以上的土地和92%的人口，将驻韩美军和南朝鲜军压缩到东南角洛东江1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

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对杜鲁门等人震动很大。美国政要认为，在用主要军事力量保卫西欧的同时，必须在朝鲜迎接挑战。只有这样，才能给共产主义以威慑。据此，杜鲁门等人当即决定用一定的兵力对朝鲜进行干涉。他们认为，在大战有可能爆发的情况下，为确保朝鲜美军的安全和远东防线的稳定，必须占据战略要地台湾。朝鲜战争爆发当天，杜鲁门由密苏里家乡赶返华盛顿白宫召集国家安全会议。他作出决定：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大陆进攻台湾；为避免冲突扩大，必要时也劝阻台湾进攻大陆。

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非法决议：授权由美国组成司令部，统一指挥参加干涉朝鲜的各国部队，由美国指派该项部队的司令官，并授权该司令部使用联合国旗帜。同日，杜鲁门下令征兵。8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后来说：“我的一切行动听命于美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完全受他们指挥。甚至以我的名义呈交联合国的报告也都经过国务院和国防部审核。”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全国各大行政区尽快拟定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

鉴于朝鲜半岛的局势，毛泽东于1950年6月2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严斥美国对朝鲜和我国领土台湾的侵略，指出，“各国的事情应该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全中国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方面”，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根据毛泽东的提议，7月7日和10日，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两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保卫国防的问题。会议决定立即组建一支边防军，尽快开往与朝鲜相邻的鸭绿江以北地区待命。会议决定将战略预备队派去——战略预备队的公开番号是第13兵团，是在解放海南岛后，由第四野战军的第38、39、40军组成，兵团司令员黄永胜，兵团司令部设在河南的郑州。部队在中原集结，就是为了便于机动。林彪、罗荣桓在会上提议，由邓华接替黄永胜出任第13兵团司令员。7月13日，第13兵团和驻黑龙江地区的第42军组成“东北边防军”。此外，又抽调炮兵第1、2、8师和4个高炮团，1个工兵团，1个战车团，1个汽车团，以上共26万人的兵力，于7月底至8月初全部车运到鸭绿江北岸待命。

8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助，以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8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作出《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

8月11日，东北边防军召开了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传达并讨论了毛泽东的指示电。会议上各部普遍反映，部队刚刚集结在北满不久，各项准备工作尚未就绪，难以在8月底完成出国作战的准备工作。会议结束后，高岗于8月15日将部队反映的情况电告毛泽东，并建议推迟出国作战时间。

这时朝鲜战场上人民军的形势已经恶化。毛泽东根据这些，于8月18日又电示高岗，边防军的准备时间可以适当延长。该电称，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二

8月25日，美国公布朝鲜战争60天来，美机出动2.05万次，投弹1.52万吨。同日，美国海军部长马休斯在波士顿发表演说：“为了和平，我们应该甘愿偿付任何代价——甚至发动战争的代价，而且我们应该公开宣布这种意图。……虽然我们将因此得到侵略战争发动者的称号，……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

8月27日，美国飞机侵入鸭绿江以北中国领空进行侦察和轰炸、扫射。此后，美国飞机与军舰不断侵入中国的领空与领海进行挑衅。

毛泽东预见到朝鲜战局将会发生重大的曲折变化，他认为有必要事先给远在西安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通个气。8月27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一电：“德怀同志：为了应付时局，现须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已经集中了4个军)，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作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485页)。

8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的提议，以多数票通过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参加讨论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中国政府特派伍修权代表出席了联合国安理会，理直气壮地揭露美国的侵略行径。

9月15日凌晨，“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秘密从日本和太平洋地区调遣了强大的陆、海、空军兵力，乘朝鲜人民军主力南进到洛东江边受阻，后方交通供应断绝之际，由他亲自指挥的陆、海、空军共约7.5万余兵力，在261艘舰艇和500多架飞机的支援下，在朝鲜的西海岸仁川港登陆。随后，登陆部队在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指挥下，急速向汉城、水源方向进攻，将朝鲜人民军的后方交通线拦腰截断。正在洛东江对岸布防的美军和南朝鲜军队约10个师，也配合在北面的登陆部队开始向北进攻，对朝鲜人民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人民军腹背受敌。加之后方供应断绝，遭受到严重伤亡，被迫沿山间隘路向北撤退，致使已取得的胜利前功尽弃，形势日趋恶化。但人民军的后退工作组织得比较出色。麦克阿瑟制定的在元山登陆计划也帮了人民军的忙——美军陆一师由仁川拉出去、步七师经公路和铁路运至釜山，这既影响了追击部队的补给，又未能完全切断人民军的退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经过近两周紧张的内外磋商后，经杜鲁门批准，于9月27日向麦克阿瑟下达了“九二七”训令，规定：在“苏联或中共主力部队未进入北朝鲜作战，没有决心参战的声明，也没有发出威胁要在朝鲜与我们进行军事较量”的情况下，授权麦克阿瑟可以越过三八线进入北朝鲜作战。

10月1日，李承晚军第三师越过三八线北上。同日，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向麦克阿瑟发出一份“纯属私人意见”的电报，称：“我们要让你感到，在向三八线以北前进时，无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你都不会受到妨碍。”麦克阿瑟回答：“除非战到敌人停止抵抗，我将把整个朝鲜都视为对我们的军事行动是开放的。”同日，朝鲜人民军主动撤离汉城。麦克阿瑟指挥高度机械化的“联合国军”向三八线逼近。

1950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庄亚宣告：中国人民密切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

同日，周恩来召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请印度政府转达中国对美国的警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麦克阿瑟认为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不过是“虚声恫吓”和“外交上的讹诈”，他认为中国的内战刚刚结束，战争创伤尚未恢复，不可能出兵援朝与美军作战。他说：“如果中国在战争开始后的两个月内进行干预的话，那就可能有决定性的意义，而现在我们再也不怕他们的干预了。”

9月30日晚，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在使馆地下室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会后，金日成首相召见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和参赞柴军武(柴成文)，提出：“希望中国尽快派集结在鸭绿江边的第13兵团迅速过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反击敌人。”

10月1日，麦克阿瑟又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无条件投降”。

同日，朝鲜首相金日成和外相朴宪永联名给毛泽东发来急电：“……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机，不给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我们谨向您提出以上意见，请予以指教。”

三

1950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北京的街头巷尾到处是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一派和平的景象，从清晨起，穿上节日服装的工人、市民和学生就已经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上午10时，毛泽东和中国的其他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和几十万群众一起观看了盛大的阅兵式，接着就是群众游行。入夜，五彩的焰火腾空而起，广场上的人民载歌载舞，欢乐的场面持续到深夜。然而，就在北京的国庆焰火尚未熄灭，欢乐的人群还未完全离开天安门广场时，中南海颐年堂的会议厅，在一派紧张严肃的气氛中召开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常委们讨论了金日成的来电和我国驻朝鲜大使馆发来的急电以及朝鲜面临的严重局势，一直到天亮才休会。

10月1日夜间，南朝鲜陆军第三师开始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部进攻时，在三八线两侧，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斗。但朝鲜人民军因火力、人力大大逊于“联合国军”而陷入劣势，被迫向北撤退。顷刻之间，装备有大量飞机、大炮和坦克的“联合国军”猖狂北犯，将侵略战火迅速烧向中朝边境。

鉴于此种严重局势，毛泽东主席彻夜未眠，他在十分焦急的情况下，经过左思右想，于10月2日凌晨2时，给高岗、邓华发出紧急电报：“(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三)请邓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册第538页)。

10月2日午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高岗及代总长聂荣臻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说：“朝鲜的形势已如此严重，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马上就要出兵，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的问题，一是出兵时间，二是谁来挂帅。”毛泽东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他话音刚落，朱德也脱口而出：“对！还是老彭靠得住噢！”于是，常委作出了一致同意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的重要决定。会议根据朝鲜战争的形势，初步把出兵入朝的时间定在10月15日。

会议临结束时，毛泽东提议，将今天开会的情况以他的名义择要电告斯大林：①我们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遭到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②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③在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军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④我们认为最不利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⑤我们决定预先调至南满洲的12个师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10月4日，专机接彭德怀到北京，在颐年堂门口，周恩来说：彭总，政治局会议在下午3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你，昨天就准备派飞机接你，因为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他们进入会议厅，毛泽东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们都起来和彭德怀握手。毛泽东说，老彭，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军队已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大家正在发表意见，请你谈谈你的观点。

彭德怀感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由于他来京以前，满脑子装得是经济问题，对中央召开这样的紧急会议，思想并无准备。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他听出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理由是：①我国经过了几十年战争的摧残，战争的创伤亟待恢复，而财政又十分困难；②国内还有部分边远地区和沿海岛屿未解放，约有100万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尚亟待肃清；③广大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新建的政权也还不巩固；④我们面临的对手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武器装备最精良的国家，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的装备，一个野战军仅有几十门大炮，更无制空权和制海权；⑤由于长期战争的艰苦生活，有些干部和战士产生了和平厌战情绪等。大多数同志认为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困难重重，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毛泽东听完讨论说：“你们说得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第二天，毛泽东特派邓小平接彭德怀到中南海个别交换意见。彭德怀说：我昨天晚上几乎没有睡觉，我把你讲的话，反复思考了几十遍，我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强调困难的一面，不同美军正向鸭绿江进犯的危急后果联系起来考虑，不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难保，就连我国东北的边防也直接受到威胁。经过反复考虑，我拥护毛主席出兵援朝的英明决策。毛泽东说：“我们有些同志，只看眼前，看不到将来，更有人被美国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我们过去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不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吗？”彭德怀说：“我们确实有许多困难，大家摆的情况也是事实，但是，敌人也有困难，他们兵力不足，补给线长，从美国本土离朝鲜大约5000多海里。但如果让敌人占领了全部朝鲜半岛，这对我国威胁很大，过去日本人进攻中国就是以朝鲜为跳板，首先进攻我国东三省，然后又以东三省为跳板，大举向关内进攻的，这段历史不能忽视。这次我们作战的对象，虽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侵略军，我们既不能轻视敌人，但也不能过低估计自己，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他的兵力是24万人，有空军支援，武器装备几乎都是美式的，比我军装备不知要好多少倍。我军只有2.5万人，只占敌军的十分之一，武器落后，每支枪平均不过几十发子弹，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人口才100万。为什么我们能打败了胡宗南？一是我们是正义战争，二是边区群众的大力支援，三是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现在我们已取得全国政权，有几百万军队，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我们有对付优势装备敌人的经验，只要我们在战略上不犯重大的错误，我们就有信心打败美国侵略军。”

10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继续在颐年堂开会，对是否出兵援朝再次进行讨论。政治局各同志畅所欲言充分发表各种意见，其中仍有一种观点，强调国内困难很多，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毛泽东认为：大家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确实有许多困难，这是实情，但我们毕竟是个大国，人口众多，应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无私援助朝鲜；帮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我们的重工业都集中在东北：鞍山的钢铁、沈阳的机械工业、抚顺和本溪的煤，还有鸭绿江上的大型火力发电站，我们不能让敌人推进到鸭绿江威胁我们东北的安全。毛泽东分析美国方面的不利因素：第一，美国战线太长，从北冰洋、里海、波罗的海、地中海、印度洋、太平洋一直搞到东方，战线从西欧扯到东亚，比希特勒和日本的战线都长；美国在全世界搞军事基地，好比十个指头按跳蚤，动弹不得；第二，后方太远——必须横渡大西洋与太平洋；第三，不义之战，侵略别国，士气不高，而且美国在朝鲜的部队大都是驻日本的占领军，过惯了舒服日子，称为“榻榻米”部队；第四，美国依仗的原子弹也非一国独有，苏联也有原子弹，这就打破了它的核讹诈，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政治局经过全盘反复慎重的考虑，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彭德怀发言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258页)如等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这样对国内外的反动气焰和亲美派也是个沉重的打击。毛泽东说：我们国内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现在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犹豫退缩、担心害怕都没有用，这些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刻出兵朝鲜；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率志愿军入朝，协助朝鲜人民军抗击敌人，至于志愿军入朝具体部署和细节，会后我们再和彭德怀同志研究。会议一致同意由彭德怀挂帅率军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当晚，毛泽东留下彭德怀、高岗以及周恩来共进晚餐。饭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情况紧急，我们必须马上出兵，否则将贻误战机，你和高岗8日先到沈阳去召开东北边防军高干会议，迅速传达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督促部队立即做好入朝准备。同时我把党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通知金日成。关于部队入朝的时间，给你10天做准备。关于部队更换苏联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问题，恩来同志即刻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尽快解决。”彭德怀虽感到时间太紧张，但仍表示，“主席，你放心，那我就一天按10天甚至20天的工作量来干。”毛泽东高兴地说：“抗美援朝我是积极分子，你100%支持我，看来这一场是非打不可。将来全国人民都要积极支持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另一次同彭德怀商谈中提出：“为了使你到朝鲜后工作上的方便，你先把岸英带去，他既会俄文，又懂点英文。我让他去的目的，为的是在你身边有个可靠的翻译，将来与苏联方面联系比较保密，让他担任翻译工作；另一方面也让他作为第一批志愿军战土在战争中去锻炼，这也叫做送子参军吧！”彭德怀婉言劝阻说：“你让岸英跟我到朝鲜去，我懂得你的意思，给全党带个头。但是自开慧同志牺牲后，岸英从小受苦，到处流浪，后来又送到苏联学习很长时间，他已长期不在你身边生活，你们难得团聚在一起，我看还是别让岸英跟我去，就留在主席身边照料吧！”彭德怀虽然一再表示不同意见，但最后毛泽东仍坚持让毛岸英随彭德怀一起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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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以特急电报的形式发布命令：彭、高、贺、邓、洪、解(指彭德怀、高岗、贺晋年、邓华、洪学智、解方—作者注)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负责保证之。(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00—101页)。

同日，毛泽东将出兵援朝的部署通过我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倪志亮转达金日成：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并请金日成即派朴一禹(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委员、朝鲜政府内务相)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彭高本日由北京去沈阳)。当晚，当倪大使和参赞柴军武驱车到金日成办公地点——设在牡丹峰脚下的一个地下指挥所，将此电报面交金首相，金日成一再对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援表示深深的感谢，并称赞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永垂青史。

1950年10月8日上午7时，彭德怀与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以及彭德怀指挥所负责人成普，参谋徐亩亢、龚杰，秘书张养吾，翻译毛岸英一行乘飞机直飞沈阳。

同日，周恩来带翻译师哲和一名机要员乘飞机前往莫斯科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商谈购买苏方武器装备和苏联派出空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

10月9日上午，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开会，说明目前形势及中央的意图，同时了解部队的情况。在会议上，各军干部最担心的是在出国作战上有无空军支援。会议进行当中的上午10时，彭德怀、高岗联名致电毛泽东：“我军出动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配合，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盼速示。”傍晚，彭德怀乘火车赴安东(丹东)。10日早饭后，彭德怀到鸭绿江边察看渡江地点，了解战备情况。

自10月1日夜，麦克阿瑟命令南朝鲜陆军第三师首先越过三八线后，到10月9日美国及英、加、土等军也全部越过三八线。10月9日，麦克阿瑟向朝鲜领导人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一次要求你和你指挥下的军队，立即放下武器并停止作战。”10日下午，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到我国外交部转交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的电报：“如果北朝鲜不愿放下武器，那么‘联合国军’统帅将无他途可循。”至10月中旬，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总兵力已达42万人，各型飞机1100多架(海军飞机除外)，各型军舰300多艘。其中第一线兵力有4个军共10个师，另1个旅、1个空降团，共约十几万人，正分兵多路向中朝边境疯狂进犯。本来按照联合国军司令部第二号作战命令，在西线侵占平壤，东线在元山登陆后，两支部队沿东西轴线实行向心突击，即在平壤、元山蜂腰部会合后，向北进犯。

五

10月10日，毛泽东收到周恩来发自莫斯科的急电：斯大林答复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请中央对出兵问题再作考虑。

关于出兵援朝，中苏早已商定：中国负责地面兵力，苏联负责空军掩护。因此中共中央于10月2日决定出兵援朝后，毛泽东即于当日深夜电告斯大林，以使苏联空军做出准备。8日晚周恩来飞抵莫斯科后，被告知斯大林正在苏联南方的黑海之滨克里米亚附近的阿布哈季亚别墅休假。9日上午周恩来和翻译师哲在苏联元帅布尔加宁陪同下，飞抵克里米亚。当晚与斯大林会谈，苏方参加者有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会谈主要协商中国志愿军入朝后，苏联能出动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支援，并由谁担任指挥，以及中国地面部队更换苏联武器装备等问题。

周恩来说：新中国成立不久，财力不足，武器弹药、运输工具都有困难，空军也刚刚组建，这些方面需要苏联支援。

斯大林判断美国已不惜代价和风险，决心向鸭绿江边中苏边境进攻，他担心如苏联空军在中、苏、朝边境与美国飞机和地面部队作战，可能会引起苏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有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因此，出乎中国意料，斯大林从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的立场上犹豫后退了，他表示，苏联可以先给中国20个师的武器装备并尽快运到满洲里；但是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

毛泽东10月10日下午收到周恩来发自莫斯科的电报，未曾料到的突然情况立即使他陷入焦虑之中。当夜他又收到彭德怀准备11日晨入朝与金日成会谈的电报，这两封电报使他翻来覆去决心难定。经与聂荣臻代总长商谈后，他决定立即通知彭德怀先不要入朝，而是和高岗一起进京开会。

10月10日，金日成首相紧急召见柴军武，明确表示：“我们决不会放下武器，决不会投降，我们要抵抗到底。”11日，金日成向朝鲜发表广播：“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用鲜血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为了给敌人以新的决定性的打击，要准备好一切力量。……如果不得已必须后退的时候，要把一切物资和运输工具全部运走，哪怕是一台机床、一个车皮、一粒米也不要留给敌人。……要在敌占区积极开展游击斗争。”

10月13日下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再次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听取了彭德怀的汇报。会议针对苏联的情况变化，对出兵、不出兵的利害关系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反复考虑，反复比较。经彻夜会议后，政治局同志一致认为：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也必须出兵援朝。会议号召要自力更生，发扬我军历史上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丰富经验，克服各种困难，即刻入朝迎击向北冒犯之敌。

会议结束的当晚，毛泽东给仍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发电：与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再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556页)。毛泽东还让周恩来与苏方交涉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的军火供应问题。周恩来在苏联接毛泽东电后，立即派员转告斯大林，并约定时间举行新的会谈。当晚，周恩来与莫洛托夫紧急会晤。周恩来向莫洛托夫说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所需援助的项目与规模。接着双方仔细商讨了援助物资的运输、接管与集中的一系列办法等问题。

10月1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致电斯大林：苏联志愿空军在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并附上第一批所需各种炮类及其附属器材的订货单。斯大林在抗美援朝问题上，曾设想：由中国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由苏联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苏联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因而中国对苏联的军火援助，是作为他们所履行的国际主义义务而接受的。所以，中苏当时在谈判时，只谈及抗美援朝所需军火的数目，没有涉及价格问题。斯大林在世时从未要求中国偿还。可是后来中苏关系发展变化，赫鲁晓夫趁中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之机，向中国索取抗美援朝的军火费用，借以向中国施加压力。此是后话。

10月15日清晨，彭德怀乘飞机自北京飞回沈阳。17日上午，彭德怀指示参谋长解方带作战参谋龚杰随朴宪永过鸭绿江到达新义州，与人民军商谈志愿军渡江后进一步展开行动的具体安排。下午，彭德怀与高岗乘飞机回沈阳，与东北局、东北军区等领导进一步研究志愿军的装备器材、被服和医院保障问题。此时，彭德怀、高岗突接邓华、洪学智的来电：“昨日渡江部署会议结束后，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表示，现在部队高射炮太少，又无空军支援，敌人可集中大量飞机、大炮、坦克，毫无顾忌地向我阵地进行大规模攻击。而朝鲜多为山地水田，天寒地冻，工事更不好挖，如敌大举进攻则阵地很难坚持。大家意见认为各项准备工作也不充分，政治思想未普遍深入动员，建议渡过冬季明春再出动为宜……”正好此时彭德杯、高岗接到毛泽东17日下午5时发来的急电，令他俩于18日乘机火速回京。因为周恩来于18日自莫斯科回到北京。

1950年10月18日清晨，彭德怀、高岗返回北京，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渡江部队的情况和邓、洪的来电内容。在当晚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和彭德怀各自汇报后，毛泽东最终决断：“现在敌人已经围攻平壤，再过几天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改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

自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分别由安东长甸河口、辑安(集安)等处秘密渡江。

10月19日凌晨，彭德怀、高岗飞抵安东。当天黄昏，彭德怀带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乘一辆吉普车，在渡江部队的先头跨过鸭绿江大桥。

自10月19日晚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4个军、3个炮兵师、1个高射炮兵团，身着没有帽徽、胸章和任何中文标志的军装，严密伪装，夜行昼伏，分从3个方向渡过鸭绿江，向预定作战地区开进。

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增调第50、66军入朝，志愿军兵力达到30万人。

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自此开始。

谢谢五层平阳兄提供的史料......

（轉帖）
　　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沒有、也從不承認正式出兵，那支中國人組成的武裝力量，不過只是“中國人民志願軍”。也就是說，那是中國的某些平民“志願”武裝起來，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朝鮮人民軍作戰的部隊。從法理上說，它與中國政府和中國軍隊毫無關系。1951年1月22日，周恩來以外交部長身份答復聯合國時就明確表示：“只要一切外國軍隊從朝鮮撤退的原則被接受並付諸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將負責勸說中國人民志願部隊回到本國。”當初中國政府根本不承認是中國軍隊的“民間志願”隊伍，如今卻打出中國“國威”和“大國地位”來了，豈不荒唐？

　　在朝鮮戰爭談判和簽訂停戰協議時，也絲毫沒有牽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國人民解放軍。
　　1951年5月16日，就在聯合國軍粉碎了第五次戰役的攻勢，從北緯37度線進抵三八線時，美國總統杜魯門公開宣布：“我認為美國的真正敵人是克裡姆林宮，而且不會忘記，只要這個敵人在幕後操縱，就不能浪費美國的力量。”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們那些弱智的或別有用心的議論卻把別人不願“浪費美國的力量”而罷手當成偉大勝利來慶祝。因為美國考慮的是全球利益，他們覺得沒有必要再為一個朝鮮在亞洲和蘇聯的走狗們浪費時間和物資了，歐洲對美國來說更為重要！何況，美國一直認為一個分裂的朝鮮比統一的朝鮮對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存在更有利！

　　美國的罷手也絲毫沒有理會我們，是找蘇聯談的，盡管蘇聯一再宣稱它與朝鮮戰爭毫無關系。美國代表凱南還是與蘇聯代表馬立克接觸商談停戰談判，6月13 日斯大林在高崗和金日成的一再懇求下下令和談，23日馬立克發表和談談話，25日《人民日報》立即歡呼：“馬立克的提議是公平而又合理的。”29日，李奇微接到命令：“奉總統指示，你應在30日，星期六，東京時間上午8時經廣播電台將下述文件向朝鮮共軍司令發出，同時向新聞界發布：本人以聯合國軍總司令的資格，奉命與貴軍談判下列事項，因為我得知貴方可能希望舉行一停戰會議，以停止朝鮮的一切敵對行為及武裝行動，並願適當保證此停戰協議的實施。”
　　這裡有兩條：其一，中國在哪兒？“國威”又在哪兒？“大國地位”難道就體現在“朝鮮共軍”身上？其二，這僅僅是一個軍事停戰談判，並非國家級政治談判。無論周恩來的數次聲明還是馬立克的公開與私下的洽談，堅持的都是政治解決。即：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外國軍隊撤出朝鮮(也不知道最後怎麼搞的，“勝利者”先滾出了朝鮮半島，“失敗者”倒是至今還在朝鮮耀武揚威)；美軍撤出台灣及台灣海峽；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席位；亞洲重要問題的和平協商等。中國政府聲明稱：“離開這幾點是不可能的。”
　　而美國堅持只談判軍事停戰，不討論政治問題。7月1日，金日成、彭德懷復電：“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將軍，你在6月30日關於和平談判的聲明收到了。我們受權向你聲明，我們同意為舉行關於停止軍事行動和建立和平的談判而和你的代表會晤”。這意味著，我們已經放棄了原來堅持的原則，全盤接受了美國的主張。尚未開談已經妥協，連國家的名分也不存在，連毛澤東自己也說：“朝鮮談判就是妥協。”何來“國威”或“大國地位”？

　　板門店談判的會場上，只有北朝鮮和聯合國的旗幟，壓根兒不存在與中國有關的任何標識；雙方交換的談判代表授權證書分別由金日成與李奇微簽署授權，並沒有毛澤東、周恩來甚至彭德懷的任何授權。乃至於在北朝鮮提名中國成為未來的政治談判參加國時，聯合國方譏諷道：“貴官不是屢屢主張在朝鮮的中國部隊是自發志願而來的，和中國政府沒有關系嗎？那麼推舉沒有任何關系的中國為會議參加國，這簡直是太奇怪了”而且，在1953年8月28日通過的聯大第七屆關於朝鮮問題政治會議決議中，規定只有交戰雙方即北朝鮮和聯合國參加談判，捎帶著“建議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參加朝鮮政治會議，如果他願意的話。”中國連名字也沒有提到，這也是一種“國威”或“世界大國”的形像？
　　朝鮮停戰協議的簽字過程更微妙。停戰協議於1953年7月27日上午簽字，簽字人為聯合國軍代表哈裡遜（協議簽字中文以“海立勝”簽署）中將、北朝鮮軍代表南日大將。南日簽字以後，並沒有理會專程從北京趕來簽字、已經住在開城來鳳莊的彭德懷，遠道直奔平壤，當夜給10時金日成簽字。然後再送回開城，次日上午9時30分才輪到彭德懷簽字。直至今日，板門店那個談判大廳裡，除去北朝鮮和聯合國的旗幟外，根本看不到有任何中國的痕跡。這就是“國威”？仰或 “大國地位”？
　　在整個停戰談判長達三年的時間裡，聯合國軍從來沒有把“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當成軍隊戰俘，而只作為“武裝平民”。而這些“志願軍”自己的國家政府始終不承認參與戰爭並作為其中一方時，這些戰俘就成為《日內瓦公約》規定的“戰俘所依附之國”的問題。他們或者沒有“所依附之國”，或者“所依附之國”為北朝鮮。一句話，他們不是中國的戰俘，因為中國政府沒有承認自己介入了朝鮮戰爭！因此，對其自由遣散是符合國際公約規定的。一個連自己的戰俘是依照本國政府意志參加戰爭都拒絕承認的國家，“國威”何來？

　　在整個朝鮮停戰協議談判過程中，中國所有要求一個也沒有實現；美國的所有要求一個也沒有落空。
　　最後達成的《停戰協議》，沒有理會中朝方提出的任何政治要求，達成“純屬軍事性質並僅適用於在朝鮮的交戰雙方”的協議；沒按照中方以三八線為界停火的原則，而是執行了美方要求的以實際控制線停火；沒有實現中朝方“立即停火”的主張，卻實現了美方先簽字後停火的要求；中朝方慷慨激昂地宣布：“立即撤退一切外國軍隊的問題，是沒有商量余地的”，結果協議按照美國的主張把這個問題交給高一級解決；最嚴重的問題在於戰俘，延宕了兩年的談判，最大的僵局就在於遣返戰俘：中朝方堅持全部遣返戰俘，美方堅持自由遣返。最後的協議認可的就是自由遣返。打了三年，換回個“一邊倒”的《停戰協議》，除去按照美國指定的戰線停火之外，我們什麼要求也沒有實現。真不知我們的宣傳中所歡呼的“偉大勝利”究竟勝在哪裡？利在何方？

　　在漫長的朝鮮戰爭過程中，當“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赳赳地跨過鴨綠江之時，泰國於1950年10月邀美國簽訂軍事協定；11月20日印度軍隊乘機也雄赳赳地開進麥克馬洪線以南中國領土，到朝鮮戰爭結束，印度也完全占領了這片中國土地。
　　1950年7月20日，美國取消了所有已經核准往中國物資的特種許可證，並禁止一切出口管制物資進入中國，對中國實行全面戰略禁運。1951年5月 18日，聯合國通過了對中國和朝鮮實行禁運和經濟封鎖的決議。10月27日，巴黎禁運機構中增設了專門控制和監督對中國實行禁運的中國委員會。到1953 年3月，對中國實行禁運的國家達45個。(不是據說全世界都把我們當偶像了嗎？怎麼搞的？)本來，在二戰中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大國的威望和影響，到此基本喪失殆盡，中國因此被世界看作斯大林的馬前卒！

　　出兵保住金家政權的同時，卻失去了藏南最肥美的9萬平方公裡領土，也失去了亞太、南亞地區的威望及影響。毛周還無恥向鄰國割地。其中，最得益的緬甸竟然獲得7萬平方公裡中國領土之豐厚饋贈。

光之子转来的帖子明显是一面之辞，而且作者对很多历史事件和人物言论的叙述都是有错误的。这是一种为立场写作，而并不在意客观全面的态度。

胡說八道。
閣下自己整天貼的方明顯是一面之辭，而且對很多歷史事件和人物言論的敘述都是有錯誤的
閣下一直以來貼的東西方是一種為立場寫作，而並不在意客觀全面的態度。

这样的议论，显示作者根本不是在客观的讨论问题。其本人心术不正！

我在主贴转来的文章，清楚显示了中国决定出兵的考量，和与苏联谈判的过程。

中国出兵，并不是为了苏联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单纯的挽救金日成。中国领导人考虑的重点在于把战火阻挡在中国境外，以保证东北这个中国唯一的重工业基地不受威胁。

中国的战略并不是要占领朝鲜，或必须在那里驻军。这一点与美国的霸权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只是希望有一个安全缓冲区，不希望看到美军陈兵鸭绿江。而这个战略目标已经达到了。中国以胜利者的姿态撤出朝鲜，更凸现了美国人为实现霸权而不惜践踏人类正义的丑陋。

我认为你转贴的内容是片面之词，这是我的观点。你如果认为我转的内容是片面之词，你也可以陈述你的观点。

如果我认为你的观点不符合我的观点，就骂你胡说八道，你认为如何？

动不动就喜欢破口大骂，看来是你的个人风格。忘了你们礼教门人都是以骂人著称的。

用“人民志愿軍”就已証明自己師出無名了，還說甚麼人類正義。
中共幹的事方是踐踏人類正義，否則也不會不敢以中國人民解放軍名義參戰。
甚麼把敵人、戰火抵擋在中國境外，杞人憂天罷了。

正义不是霸权！美国人通过联合国实现其霸权的做法，在伊拉克问题中大家看的还不够清楚吗？

美国人也好，联合国也好，只要是推行霸权主义，都不可能代表人类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