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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李劼:毛泽东复辟家天下,以文革告终--六十年中国之一
焚琴煮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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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毛泽东复辟家天下,以文革告终--六十年中国之一

一伙强盗抢劫了银行之后,有个分赃问题。同样,江山易手,天下易帜之后,也有个权力的分配和归属问题。历代的王朝重建,都会经历如此三个阶段:先是肃清旧朝余党,或者说余孽;再是权力分配,尤其是解决最高权力的归属问题;最后王朝稳定,进入皇权-官僚集团-庶民的三角结构。这个结构在历史的三维空间里是金字塔形的,但在各自的生存平面上又是互相制约的。共产党49年建政以后的所有政治运动,所有层出不穷的政治斗争,都有王朝历史的影子相随,但其主线却是毛泽东的复辟家天下和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官僚集团的维护党天下,而其主要内容,则是发展国民经济,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继续革命。正如满清王朝曾经出过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治国栋梁,共产党坐了江山之后,也有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治国人材。清室的开明在于,允许曾国藩及其后继者们治国平天下;毛泽东的专制在于,绝对不允许发展国民经济为先,不搞阶级斗争。

镇压反革命无疑是红色王朝的开场锣鼓。旧政权的中下层官吏,农村里的乡绅阶层,城市里的帮会异教,几乎一网打尽。究竟杀掉多少,具体数字恐怕很难弄清楚。仅就官方的统计和毛泽东本人的坦承,就有几百万之巨。经由暴力革命到手的天下易帜,血洗清算是顺理成章的残酷。由此再反观袁世凯的和平请退清室,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政治手笔。清室贵族真该感谢这位被他们恨之入骨的逆臣,让他们没有遭受革命的清算。蒋介石的审判汉奸虽然不无夸张,杀了不该杀的,判了不该判的,从而把自己那份该负的国土沦丧之责,推得干干净净;但比起共产党的镇压反革命,可谓小巫见大巫,有如和风细雨比之于暴风骤雨。

镇压反革命的血腥屠杀,在中国历代王朝更迭史上,乃是最为残暴的。这种残暴既是对旧朝的报复,又有革命本身的原教旨意味,叫做无产阶级专政。追溯革命的历史,有法国大革命之于路易十六的断头台,又有十月革命之于沙皇的枪杀。暴力革命需要流血,革命成功则需要血祭。从意识形态上说,这是新兴的专政方式。就王朝历史而言,这是古老的更替仪式。当年被人称作周公的姬旦,就这么屠杀过殷商遗民。共产党的镇压反革命,不过是把这两者同时推到了极致。对比之下,就近而言,袁世凯的改朝换代方式实在令人怀念;至于商周之交之际,周武王打下朝歌后的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更是一派为后世草莽所难以企及的君子风度。要说中国人只有血腥的传统,是不确切的。平和的交接,既有近案,又有远例。只要不被暴力革命吓懵掉,不必讳莫如深。

倘若说,共产党建政时的这场屠杀有什么特色,那么也许当数毛泽东在这过程中突发奇想似地发明并尝试的思想改造。日本战犯,前清皇帝,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一个不杀;统统关起来,让毛泽东做思想改造的实验。多年以后,这些犯人全都以改造好的名义先后释放。这与其说是共产党的网开一面,不如说是以此证明毛泽东思想改造的卓成成效。这可能是毛泽东与昔日帝王最不相同之处,不仅热衷于武力征服,还喜欢让阶下囚证明毛泽东的思想如何所向披靡,如何战无不胜。这叫做在占有江山的同时,占有人心。

西方人通常把乔治.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作为解读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典寓言,殊不知,那只是以苏联为模型的推理和演绎。毛泽东的帝国,其专制程度,远远超出乔治.奥维尔的想像。乔治.奥维尔仅仅看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如何以人民的名义,把人民变成了奴隶。乔治.奥维尔不知道毛泽东如何用中国式的户口制度外加档案制度,做成一道无形的锁链,把农民锁在土地上,把工人锁在工厂里,把全体中国人锁在他们各自的单位里。这个号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把人民变成了奴隶,让公仆成为主人,而且还通过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制造千百万政治贱民,作为被任意污辱和任意损害的社会最底层。这群贱民的存在,既可以让民众随时随地发泄被共产党煽动起来的阶级仇恨,又可以恫嚇民众:谁要是不服从党的领导、不服从思想改造,谁就会变成这样的贱民。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无论是蛮族入主的屠杀,还是有清的文字狱,其专制其野蛮其恐怖,全都及不上毛泽东的红色帝国。苏联的专制算得恐怖了,但毛泽东的专制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苏联的红色独裁者将镣铐戴在苏联人的手脚上,毛泽东的帝国则把专制像种庄稼一样地种在中国人的心底里。就此而言,蒋介石的没文化,还真是民国时代中国人的幸运。

通过土改剥夺地主,再通过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收缴农民分得的土地;通过所谓的工商业改造,剥夺城市里从企业家到银行家的一切有产者。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全部剥夺完毕,开始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以及诸如此类的所有自由以及相关的所有权利。甚至娱乐的权利和自由,也在剥夺范围之内。也即是说,不仅精神被桎棝,就连欲望的合理性,诸如美食、跳舞、休闲、社交、性爱等等,也被取缔。舆论一律的意识形态,还得加上清一色的生活方式。住房一律,服饰一律,言语一律,走路的姿势一律,脸上的表情一律,甚至夫妻性交方式也一律。这是一个被言词描述的天堂,实际生活的人间地狱。这既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有自称公仆的主人和被说成主人的奴隶构成;这又是一个天罗地网一般严密的警察国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画地为牢。

从造反起家的革命团伙,一旦坐了江山,必定要剥夺他人造反的权利,消除他人造反的可能。革命成功地将革命认定的敌人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使之永远不得翻身。按理说,革命至此,应该结束了。但革命却没有结束,也无法结束。就好比抢劫成功之后,有个分赃问题。革命成功之后,同样也存在权力的分配问题,最高权力的归属问题。于是,革命不知不觉地从党外转向党内。一次比一次剧烈的党内斗争,成为一个又一个折磨共产党的恶梦。在革命的历史上,法国大革命砍掉皇帝,接蹱而止的,便是革命领袖之间的互相残杀。十月革命处决沙皇,随之而来的报应则是斯大林比十月革命更残酷更恐怖的党内大清洗。中国的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之后,面对的是几乎同样的劫难。

在中国历史上,这类劫难通常发生在新王朝的家族内部。最为著名的例子有周初的姬旦摄政,弑兄逐弟;还有唐初的玄武门之变,也是兄弟相残,最后秦王李世民胜出。这种王室家族里的手足相残,传染到执政前后的革命政党,便是党内同志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共产党的话语里,打倒旧朝叫做阶级斗争,清洗党内异己叫做路线斗争。

在清除旧朝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无论是土改,是镇压反革命,还是工商业改造,以及三反五反打击资本家,举国上下,全然一派同仇敌忾,比抗击日本侵略者还士气高昂。不仅党内非常一致,而且党外所谓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也高度认同。然而,斗争的锋芒一旦转向党内的高层内讧,党内党外全都噤若寒蝉。因为以大家正在被改造的头脑,弄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说实在的,有关高岗一案,也许唯有当时的当事人,最为心知肚明。

这并非是说,高岗一案如何神秘,而是意指,毛泽东的家天下欲念和共产党的党天下认同之间的交锋,适才起于青萍之末。所谓五马进京,按照官方史书的说法,乃刘少奇建议,毛泽东采纳。但从权力斗争的情势上说,未尝没有分刘少奇、周恩来之权的意图在内。按照高岗对饶漱石得意忘形的透露:主席让刘少奇搞议会、让周恩来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让他高岗主持政治局云云,分权之意昭然。而毛泽东的权谋又经常在于,自己想做的事情,让别人、尤其是让矛头所指对象自己说出。只是高岗的权术水平太低劣,把云遮雾障的太极拳打成了虎虎生风的少林拳,不仅惊着了对手,而且吓着了圣上。

与斯大林的大清洗相比,毛泽东继承的是刘邦和朱元璋的传统,并且诉诸更为高明的路线斗争手法。虽说事实上并不见得每次内讧都有政治路线分歧的内容,但清洗他人必须有个冠冕堂皇的说法。过去叫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如今叫做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实质都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不愿忍受身边的功臣,无论在资历上能力上名声上尤其在权力上,与自己并驾齐驱。开国皇帝,尤其是起自江湖的草莽,通常不愿让山寨弟兄分享江山。朱元璋的诛杀功臣方式是一锅端,李自成龙庭还没坐热就拿李岩开刀。洪秀全草建天京之后,更是高层内讧不断。一介草莽披上龙袍,通常希望座下的文臣武将是儿孙辈人物。比如太平天国后期,替醉生梦死的天王挑起大梁的,是年轻一代的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文革后期,毛泽东的麾下只剩张春桥姚文元李德生许世友一类文武。这在旁人看来有孤家寡人之嫌,但在君王眼里恰好是权力稳固的标记。这样的情形,与当年斯大林清洗过后,平辈革命家消失殆尽,倒是十分相像。不过,毛泽东的帝王情结相比于斯大林独裁,有其迥异之处。

斯大林的专制有类于希特勒,完全是个人野心的实现,个人抱负的施展,并不含有建立血缘意义上的家族王朝倾向。斯大林也跟希特勒一样具有组织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并且不惜选择远比希特勒残暴的野蛮方式,把俄罗斯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工业强国。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与希特勒的大日耳曼民族主义,异曲同工:两者都具有鲜明的国家主义特征,都没有家族王朝意识,子承父传意识,家天下意识。而这,恰好是毛泽东所具有的情结。就此而言,毛泽东乃是跟蒋介石、李光耀、金日成一类的,具有典型的子承父传家天下情结。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是现代工业社会的领袖人物,而毛泽东再自以为是,也不过是小农社会的产物;睥睨天下之际,眼角情不自禁地流露着浓厚的小农意识,连同小农才有的贪婪。相比之下,蒋介石跟李光耀相类,不喜造反有理;而毛泽东则跟金日成相同,只知道造反有理,根本不懂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这可能是斯大林看不起毛泽东而更加欣赏蒋介石的原因之一。似乎可以作为一个佐证,这同时又是蒋介石激赏希特勒的原因所在。因为蒋介石倾心于希特勒是个国家主义者,而斯大林则欣赏蒋介石有国家主义倾向。相比之下,毛泽东确实土得掉渣。毛泽东土在只有王朝情结,没有国家意识。毛泽东非但不懂国家建设,而且还喜欢随意挥霍国家财富,换取第三世界对他的个人崇拜。与斯大林总是国家利益至上截然相反,毛泽东从来不把国家利益当回事,在热衷于满足个人虚荣心的同时,悄悄地准备让天下姓毛,从而把江山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应该是毛泽东把毛岸英派到朝鲜战场上去的秘密所在。毛泽东这种难以言说的心思,出自《战国策》的那个著名段落,《触詟说赵太后》。毛岸英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不知不觉地扮演了一下长安君。至于毛岸英的丧命,只能说是毛泽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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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一案的实质,乃是最高权力如何归属的问题。或者说,是毛泽东走向家天下的小试牛刀。用意识形态话语讲说的什么姓资还是姓社、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实质上却是天下到底姓毛还是姓党的较量。被“东方红、太阳升”唱得心花怒放的毛泽东,其实早就说过“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倘若看不懂毛泽东这算什么意思,只消读一读这首《沁园春.雪》所罗列的帝王名单,就应该知道毛泽东要大家看的是个什么样的“今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帝王加在一起,也比不上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毛泽东。且不说其它,过去的一统天下,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毛泽东的一统天下,不止于国土,还有天罗地网般严密的组织系统,更有数亿人口只用一个头脑思考的统一思想。抱有如此雄心的帝王,睡榻之侧,岂容他人安卧?

高岗不过是毛泽东最先操起的一把刀。这把刀的锋芒所向,是毛泽东最忌惮的党内官僚集团实力人物刘少奇、周恩来;毛泽东使用这把刀的意图,是要粉碎党天下,走向家天下。其手法与当年洪秀全利用北王韦昌辉灭掉东王杨秀清,如出一辙。区别在于,高岗这把刀不够锋利,根本不具备灭杀刘、周的本事。作为对高岗挑战的反弹,权力最高层迅速集结起刘少奇周恩来乃至邓小平陈云的统一战线。毛泽东一看事情起了变化,马上弃高自保,反手将高岗打成反党罪魁祸首。既然韦昌辉灭不掉杨秀清,天王者只能站在杨秀清一边,反过来灭掉韦昌辉。这可能是毛泽东远比洪秀全高明的地方:临危不乱,随机应变。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高岗以为自己看见了龙首,一转眼,变成了龙尾。龙尾一甩,高岗见弃。至于高岗的自杀,既是冤悔交加,又是最后的忠诚。

遥想当年,青年毛泽东曾经声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扬一役,完满无缺。谁曾料想,坐了江山的毛泽东恰好使用洪杨内讧的招数,整肃党内同僚。毛泽东这一招弃车保帅式的反败为胜,让胜出的刘周诸人看在眼里,却不寒而栗。他们不会看不出毛泽东的野心和毛泽东的意图所在,但他们自忖在权变上远不是毛泽东的对手。说变就变,灵动得让他们连想都想不过来。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是紧跟与附和,仿佛高岗反对的不是他们,而是毛泽东。毛泽东也乐得顺水推舟,彼此心照不宣地让高岗做了冤大头。

毛泽东接下去马上转身展开思想战线的斗争,又是批判胡适唯心论,又是狠打胡风反革命集团。在这种从思想意识上继续对前朝的清算里,掺杂着拿他人出气的愤懑。54年高岗自杀,55年猛批胡适,狠打胡风。倘若高岗是冤大头,胡适胡风难道不是冤大头?假如没有党内整肃的失手,毛泽东何来对胡适、胡风那么大的火气?尤其是那篇有关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汇编的按语,写得杀气腾腾,连明火执仗之类的狠话都用上了。不过文弱书生,犯得着么?刘文典当面顶撞蒋介石,也没落到胡风那样的悲惨境地。毛泽东在党外大打出手,是为了掩饰在党内见首见尾的尴尬。但毛泽东并没有就此罢休。收拾了胡风之后,不动声色地又把矛头指向党内的官僚集团。

56年的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而掀起整个知识界的大鸣大放,可谓是毛泽东的卷土重来。按理说,那年的国际背景,有个匈牙利事件,把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吓得不轻,共产党理当收紧舆论才是。但毛泽东却先是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6年四月),一年不到,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扩大会议上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57年二月),指责共产党诸如压制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退社之类人民闹事的做法,籍此提出“大鸣大放”,号召党外民主党派人士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在扮演开明君主。从实质上说,毛泽东在煽动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闹事。从权争上说,毛泽东企图借助党外的力量,打击党内官僚集团,以报复他们在党的八大上矮化毛泽东的大获全胜。由于毛泽东掌握了共产党的话语权,由于毛泽东占据了党内话语的绝对优势,无论是刘少奇还是周恩来,面对毛泽东的这些讲话,说不出有份量的像模像样的反对意见。毛泽东的讲话听上去与其像是在自说自话,不如像是代表了全体共产党的发言。党内的高层官僚未必不明白毛泽东到底想要干什么,但他们苦于缺乏话语能力,只能假装糊涂。再说,他们已经在八大上有所得手,不想计较毛泽东的借题发挥。

但高等学府里的一些聪明学生,却有点听明白了。大学生们怀着后来红卫兵之于毛泽东的那种忠诚,以向党提意见的方式,向共产党官僚集团发难。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大辩论昼夜不息。毛泽东更是推波助澜,将此变成共产党开门整风。于是,各级党组织鼓励大家踊跃提意见。全国上下,向党提意见,竟成政治时尚。仿佛不向党提意见显得很落伍、很冬烘似的,至少是跟不上形势发展。谁也没想到,56年的双百方针,到了57年会发展出一个鸣放时代。这是毛泽东发现洪秀全方式失灵之后,找到的打击党内官僚集团的新手段。

手段是新的,但究其根源,却出自旧的历史框架。几千年的王朝专制传统,是皇帝-官僚-庶民三者组成的一个三角平面,彼此互相制约。皇帝打击权臣官僚,有时会利用庶民的力量。而庶民与官僚发生冲突的时候,也需要皇帝出面主持公道。皇权很容易被驾空,实权又通常在各级官僚手里。虽然这个三角竖立起来,顶尖的位置属于皇帝。但把这个三角放到平面上,官僚集团才是角尖的实际占有者,皇帝经常会落到与庶民同样的底角上。孟子民为重、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就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结构生发出来,以此劝告帝王体民恤民。孙中山的所谓民生,也是基于这个结构,由君王给民众生路、让民众得以聊生。孟子的民本和孙中山的民生,骨子里都不是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而只是基于皇、官、民三角结构的皇恩浩荡理念。这样的社会结构,也同时导致了平民百姓的圣上情结,产生了清官神话。所谓清官,无非是将庶民和皇帝连成一线的一个中介环节。

清官通常是贪官的对立面。清官既不忤逆皇帝,也不结怨百姓。清官是官僚集团中产生出来的道德楷模,伦理榜样;有时维护百姓的利益,有时维护朝廷的纲纪。由于与百姓直接发生冲突的,通常是各级官吏,即便是皇帝的作孽,也由官吏执行;因此,皇帝在庶民心目中永远圣明。庶民与官吏间的龃龉,通常指望皇帝仲裁,久而久之便构成庶民的圣上情结。再加上中国的皇帝本来就是天人合一,人神不分,号称天子,更让民众敬若神明。庶民即便造反,也通常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庶民的逼上梁山,又通常是由于清官完全缺如、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的走投无路。《水浒传》一类的小说,说到农民造反的原因,不是皇帝如何昏庸,而是京城里出了蔡京高俅童贯杨戮一伙奸臣。毛泽东利用中国民众的这种圣上情结,以及对官僚集团的仇视传统,把他的造反有理,由以前的自下而上,变成了坐了江山之后的自上而下,亦即由皇帝直接煽动民众,大造官僚集团之反。

倘若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仅止于传统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泽东不会翻脸,党内官僚也找不出劝止毛泽东的借口。然而此刻的知识分子也罢,大学生也罢,都不是宋江卢俊义之辈,都不是毛泽东下意识假设的武松李逵之流。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大家说来说去,自然而然要归咎一党专制的弊病。再说,当年共产党也曾经如此这般地批评过在朝的国民党。虽然共产党未必有改弦易辙选择民主政治的意思,但重复一遍共产党当年说过的话语,并不如何离经叛道。党内党外一大批知识分子,当年都受过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且不说党外民主人士,即便是党内知识分子,也一样的挚爱德先生赛先生;其热忱程度,绝对不下对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言论一自由,思想一解放;人心所向,一目了然。这不仅让党内官僚惊慌不已,也让毛泽东大吃一惊。

毛泽东于是故伎重演,神龙首尾翻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双百方针变成了引蛇出洞。毛泽东的反右阳谋,全然一付小人嘴脸,并且说得振振有词。秦始皇只知道焚书坑儒,还不至于先欲利用书生,一旦利用不成,再反手打入地狱。毛泽东耍弄的是一付秦始皇时代难以想像的流氓腔调,一种比蒋介石还无赖的泼皮习性。古代的帝王,专制的不少,但耍赖的不多。因为耍赖有损帝王的威严。殊不知,毛泽东的威严恰好通过耍赖而成。这与其说是毛泽东太堕落,不如说是时代太沦丧,中国民众太愚昧,共产党的官僚太怯懦。整个共产党官僚集团因此与毛泽东一起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虽然邓小平充当了反右的头号打手,但刘少奇、周恩来等所有高层官僚,全都难辞其咎。即便以忠厚著称的朱德,竟然也对右派义愤填膺。谋求家天下的帝王和坚持党天下的官僚,此刻枪口一致对外,将五十多万书生打入地狱,成为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并列的贱民。

反右让毛泽东完全改变借党外力量打击党内官僚的初衷。从彼此的较量上说,毛泽东又输了一场。但毛泽东由于赶紧让五十多万书生做了他的垫背,看上去却反败为胜,成为打退右派猖狂进攻的主帅。领袖,依然伟大。可是这并不意味着领袖要与党言归于好。毛泽东惊魂甫定,马上给了周恩来一巴掌。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毛泽东将矛头直指周恩来的发难,推向高潮。不仅会上大张旗鼓,还在会议期间的私下谈话中,借助柯庆施的冒进文章,向周恩来当面进逼;措辞严厉,摆出一付准备与周恩来决一死战的架势,把周恩来吓得赶紧检讨,以求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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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进反冒进,其实并非什么了不得的根本分歧,或者说无关乎大是大非。所以周恩来起先并没有意识到问题有如此严重。把此事提到威胁周恩来辞职的高度,其实是毛泽东绝地反攻,拼死一战。经过高岗事件和鸣放转为反右的连续两次失利,毛泽东虽然领袖的威望犹在,但实权地位却岌岌可危。早在高岗一役之后,党内官僚集团就已对毛泽东高度警惕。苏联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更是给中国共产党十分及时地敲响了提防个人崇拜的警钟。在56年党的八大上,刘少奇特意在政治报告中强调集体领导。全党一致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提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这一句句共产党官话背后的潜台词不言而喻: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不是任何个人的天下。八大对毛泽东最为沉重的打击,是在党章中删除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此议由彭德怀提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当即表示同意和通过。八大,是党内官僚集团对毛泽东最有力的反击,也是毛泽东家天下和共产党的党天下之争的重要里程碑,以毛泽东的落败告终。毛泽东接下去借助党外力量所做的大鸣大放还击,又被迅速转变成反右运动。倘若毛泽东再不有所突破,那么很可能成为被架空的晁盖。毛泽东选择的突破口,便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在权力斗争的天秤上,周恩来具有举足重轻的份量。可以说,周恩来的倒向哪一边决定了将由谁最后胜出。作为总理,周恩来未必合格。一如当年周恩来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很不称职。周恩来既没有林彪那样的军事天赋,又没有刘少奇、邓小平那样的治国能力。周恩来的特长在于:人际间的周旋本事,各种场合的演戏天才。周恩来是个天生的公关好手,形象大使;风度翩翩,八面玲珑。周恩来又是个天生的一流戏子,无论什么样的剧目,都能演得恰如其分。穿起军装,看上去像个百战百胜的军事家。置身文人墨客,俨然一介儒雅书生。社交场合,众星捧月。钗粉堆里,白马王子。面对民众,慈眉善目。与政客寒喧,美男含春威不露。会见各国首脑,雍容大度,领袖风范十足。演什么像什么。哪怕阿谀奉承,也能让人感觉吹气如兰。你可以说,周恩来什么都不是:不会打仗,不会吟诗,不会写作,不懂经济,不明历史,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有知。但你又可以说,周恩来什么都是。因为他什么人物都扮演过,包括间谍头领。周恩来的什么都是,使他可以穿梭于各式各样的人群,如鱼得水。周恩来的什么都不是,又让他对有真本事者天然有敬。诸如能打仗的林彪,能建设的刘、邓等等。至于他对毛泽东的敬畏,更是心悦诚服。周恩来知道自己永远成不了九五之尊,但任何一个帝王又少不了这么一个人物做左臂右膀。周恩来的什么都不是,让主席永远不会怀疑其野心会大到足与匹敌;周恩来的什么都是,使圣上惊讶于此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凝聚起一个人才济济的幕府,就可以成为一大群人的核心。

因此,打倒周恩来,可能意味得罪一大批。但争取到周恩来,则意味着笼络一大群。古人有言: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而毛泽东的灵活应用在于:必先与之,不如击之。毛泽东的打击周恩来,并非真要除之而后快,而是以击为取,以痛击而收到对方最终臣服的效果。毛泽东成功了。不管周恩来是否看出毛泽东的欲擒故纵,周恩来选择了臣服,并且是毫无抵抗的顺从。于是,周恩来的检讨通过,总理,还是总理。

毛泽东的冒险出击,另有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各个击破,依然有效,只消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周恩来遭批,刘少奇一声不吭,只图自保。毛泽东由此看出了对手的致命弱点:没有胆量联手对抗。因此,刘少奇官僚集团在八大上痛批个人崇拜,其实是风声大,雨点小,并不意味着毛泽东通向家天下的道路,就此被堵死,只是时机未到而已。

但毛泽东的出击,也给自己带来一个难题:既然不许批冒进,那么应该如何个冒进,得做给大家看看。官僚集团不敢公开对抗,可是他们可以冷眼旁观,观看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的毛泽东出丑,期待毛泽东犯错。批反冒进等于一言既出,接下去就得驷马难追。毛泽东此丑不仅非出不可,而且唯有挺过这一关,才能继续后面的较量。于是,就有了那场大跃进的疯狂。

倘若说,五七年的鸣放,毛泽东的赌注是数百万知识分子的命运;那么接蹱而止的大跃进,毛泽东的赌注则是几亿人口的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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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输了。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导致几千万人活活饿死。无论按照哪朝哪代哪国哪家的法律,毛泽东都死有余辜。但这个卑怯的政党,对毛泽东做出的处罚,不过是正式同意他退居二线而已。毛泽东顺水推舟,让出国家主席一职,以退为进,伺机反扑。至于他在庐山会议上的痛击彭德怀,乃是杀鸡儆猴。

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向党大耍流氓,出言几近泼妇。一会儿拿儿子死了说事,嚷嚷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言下之意乃是:我唯一健全的儿子没了,你们还想怎么样?一会儿又恶语相向,口口声声表示要上山打游击,以此威胁对手:谁要是跟我较真,我就跟他拼命。最后,重拳出击,将彭德怀、张闻天等敢言批评者打成反党集团,从而沦为党内贱民。

刚上庐山时,毛泽东其实十分心虚,装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找人谈话摸底。毛泽东完全知道,他所谓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外行冒充内行的不懂装懂,一味蛮干。毛泽东此举闯下大祸,出了巨丑,从而使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三面红旗,成为共产党有史以来的最大笑话。六亿五千万中国民众,为毛泽东闹出的这个笑话付出惨重代价。毛泽东起初的摸底,是想弄清楚,党内员众对他的不满到底有多深,从而寻找如何过关的法子。毛泽东没想到心直口快的彭德怀竟然会那么天真地送上门来,成为他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绝妙靶子。这次会议本当清算毛泽东的祸国殃民,结果反过来,成了毛泽东击退又一个反党集团。

按照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彭德怀确实像个典型的清官。此公一生正气凛然,鲁莽有加。抗战时,不顾毛泽东坐观虎斗的心计权谋,毅然率众向日军开战。韩战爆发,党内高层大都反对出兵,林彪不愿出征,彭德怀却傻乎乎地自告奋勇,担当赴朝总司令,替毛泽东排忧解难。毛泽东步洪秀全后尘大享艳福,把文工团当作流动后宫,彭德怀喝令解散。毛泽东热衷人个崇拜,属意于家天下,彭德怀提出删除毛泽东思想。大跃进劳民伤财,把民众尤其是农民折腾得惨不忍睹,党内官僚或者明哲保身,或者敢怒不敢言,彭德怀拍案而起,“我为人民鼓与呼”,给毛泽东写了万言书。 

按说,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内衮衮诸公,也算是历经风浪之辈。倘若他们能够团结一致,能够坚定不移地站在彭德怀一边,他们完全有可能让毛泽东不得不低头。他们本来就在等着毛泽东犯错,此刻不击,更待何时?当初彭德怀提议在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这是他们全都同意,一致通过的。就利害关系而言,彼此也该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至少是唇亡齿寒。更不用说,此乃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几亿人口的生生死死,岂可儿戏?他们不是不知道彭德怀言之有理,不是不知道毛泽东蛮横无理,但他们竟然宁可为虎作伥,助毛为虐,也不愿意凭着良心良知,与彭德怀生死与共,不愿将毛泽东断然扔到被告席上。

从纯粹的权争角度来说,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先前制服周恩来的高明。倘若周恩来此刻挺身而出,刘少奇也许不会退让。六个政治局常委当中,除了朱德可能中立,其他两位是相当务实的邓小平(当时不在庐山上)陈云,毋庸置疑不满毛泽东的大跃进,会选择站在刘少奇一边。毛泽东在权力最高层里,全然一个孤家寡人。59年的庐山会议,可说是体现集体领导、体现党内民主的最佳时机,但被这些党内官僚很不负责地错过了,从而使八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成了一纸空文。所谓反对个人崇拜,原来只是纸上谈兵!

官僚集团错失良机。毛泽东也赶紧收回拳头。倒彭之后,毛泽东装作认真退居二线。仿佛是酬谢刘少奇们放他一马,又像是一招潜龙勿用,把自己藏到别人打不到的地方。不过,此后那场文革浩劫,却已经开始在毛泽东心里悄悄酝酿。作为这种酝酿最微妙的佐证,便是私底下请前妻贺子珍上山。在权贵集团里已然孤寡的毛泽东,准备起用自己的女人。无奈贺氏神志不清,已然废人一个,根本无法成为毛泽东的马前卒。毛泽东于是让江青上山,替他探路摸底。倘若贺氏健步如飞,精神抖搂,也许比江青更具杀伤力。毛泽东的拿自己女人作武器,可能算是对他年轻时激烈倡言妇女解放所作的别一种注解,并且在文革当中运用到翻云覆雨的地步。这跟洪秀全把女人纯粹当作泄欲工具,倒是不相雷同。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耍泼,确实把党内各级官僚吓得不轻。也许张闻天那样的书生型共产党人,内心深处不会屈服于毛泽东的如此蛮横;但许多草莽人物却会认定,龙颜大怒,理当如此。毛泽东在庐山上耍狠过后,党内党外的政治空气,令人窒息。全国上下,万马齐喑;饥民成群,哀鸿遍野。毛泽东却轻松地伸出三根手指:三分人祸,七分天灾。刘少奇忍无可忍,反唇相讥,针锋相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坐着专列,毛泽东四处游走。这可能是毛泽东有别于史上帝王坐龙庭的君临天下方式,以免对手把自己关在深宫内。不同于最高层的孤寡,在地方上,毛泽东不乏逢迎之徒。毛时代的方面大员,不要说找不出可以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相比的封疆大吏,即便是吴佩孚、阎锡山、唐继尧之辈,也已成了遥远的往事。滥竽充数,阿谀奉承,上揣圣意,下欺草民;他们可以制造亩产万斤的高产田,可以收缴老百姓的锅碗瓢盆扔进小高炉炼出铁疙瘩。历史上最愚蠢的地方官干不出的荒唐事,他们全都干得不亦乐乎。毛泽东因此龙颜大悦,自我感觉带领六亿民众,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近看是一伙无知无畏的草莽,远看是一群史无前例的疯子。

三年大饥荒,饿殍三千万。62年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终于愤起直言: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在另一次会议上,刘少奇更是感慨: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此言已经有了请毛泽东下台的意思。但这恰好是当做不当说的事情。比起毛泽东,刘少奇在政治上几近幼稚。

由于刘少奇说出了众人许多敢怒不敢言的心声,威望鹊起。事实上,此刻最该说话的,也就是接替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只不过为时晚矣。庐山会议是让毛泽东低头的最好时机。三年过后发难,虽然灾祸事实更具说服力,但政治斗争之水早已被毛泽东搅浑。各级官僚心有余悸的,并非是一场骇人听闻的人祸,而是彭德怀等人的被打成政治贱民。再加上刘少奇自己都怯于公开直面毛泽东,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承认,那场灾祸,党内高层,人人有责;因此,即便他再使出浑身解数以证明自己的治国能力,也很难对照出毛泽东如何无能,理当下台。

刘少奇是个颇有儒商气质的共产党领袖,《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其说是在表述共产主义信仰,不如说是在重复孔儒伦理。刘少奇能够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是因为很早就看出毛泽东的政治才能,一直拥护毛泽东。从遵义会议上批评周恩来指挥不当、要求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到在抗战期间支持毛泽东消极抗日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毛泽东一起,与长江局的王明、周恩来对峙,到在党的七大上与毛泽东结盟,成为党内两条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一,毛泽东代表苏区武装斗争,刘少奇代表白区地下斗争。也是在七大上,刘少奇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并且写进党章,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倘若说,毛泽东是个打江山的枭雄,那么刘少奇则是个治国天才。在治国方略上,刘少奇颇有自由经济思想的头脑,并且掺带着犹太商人的精明。“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成为共产党之于商业文明的一句名言。共产党建政之际,刘少奇曾以剥削有理的诙谐,安抚城市里的资本家。建政之后,刘少奇施展出相当出众的治国之才,凝聚起了自己的人脉和人气。不仅周恩来向他靠拢,就连五马进京时进入最高决策层的邓小平,也成为他的追随者。要是没有毛泽东捣乱,刘少奇有能力做出一番像样的治国大业。当初的反冒进,乃是刘少奇阻止毛泽东不懂装懂瞎指挥乱干预时提出的一种说法。毛泽东自知理亏,无法与刘少奇正面交锋,才极其阴暗地选择了周恩来做权争的突破口。

且不说有多么伟大的理想,共产党只消有点良心,也应该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替中国人民作出正确的选择。然而,悲哀的是,即便是刘少奇本人,都不想真的请毛泽东下台,而只是想把毛泽东高高挂起。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有过让毛泽东担任名誉主席的设想。但他们理当知道,毛泽东岂能答应只担虚名,了无实权?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带领众人痛定思痛之际,林彪再度出场护驾,从而获得毛泽东的大声喝彩。林彪护驾尚可圈点,圣上急不可待为之喝彩,实在有失人君之尊。草莽帝王此彩喝得有如泼皮牛二。林彪就此彻底中止原先的悠然休闲,趟入权争的浑水。

林彪是共产党的战神,好比荷马诗史所述希腊联军中的阿喀琉斯;虽然为人处世低调,却与阿喀琉斯一般心高气傲。最受毛泽东器重的是林彪,最敢对毛泽东说不的也是林彪。林彪虽然年轻时怀着理想投身革命,及至亲历过逐鹿天下的残酷,转向信奉孔儒。战功赫赫的林彪,骨子里并不好战。当初出兵朝鲜,不仅拒绝毛泽东的授命,还对毛泽东的穷兵赎武颇有微词。林彪长征时曾经要求解除毛泽东的指挥权,认为毛泽东根本不会打仗。坐了江山之后,林彪又公开提醒过毛泽东不要成为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在共产党三位最为能征善战的将帅中,刘伯承退入学院做教头,栗裕不受重用,林彪起先一直称病,远离权力中心,由于拒绝领兵赴朝还一度退役赋闲。林彪的复出,既有毛泽东的一再苦苦相逼,又有自己的拗不过皇恩浩荡,躲不过忠义二字;拔刀相助是义,报效今上是忠。毛泽东在最高权力层中的孤寡情形,让林彪看在眼里,恰好成为挺身护驾的理由。林彪的护驾带有浓厚的孔儒伦理色彩,一如《红楼梦》里的焦大对主子的忠心耿耿。这样的护驾,同时又带有武将之于文臣的轻蔑,或者说,不无打江山的功臣之于坐江山的重臣的优越感。

倘若在庐山会议上,林彪的指责彭德怀,还仅仅是替毛泽东解围,那么及至七千人大会,林彪的护驾却变得极其夸张,竟然颠倒黑白: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的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造成的。林彪此刻全然一付小兄弟帮忙打架的口气:毛主席的领导,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正确的。林彪就此断言:凡是毛主席的指示不受到尊重,受到干扰的时候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林彪此时此刻完全忘了自己以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前车之鉴,提醒过毛泽东。

林彪的出场,再加上周恩来的臣服,使毛泽东在高层的孤寡局面,全然改观。林彪甫趟权争浑水,旋即被毛泽东拉进权力最高层,并且取代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战神林彪,卷入权争,几近兵痞。在庐山会议上,林彪还算客气,毕竟是并肩浴血奋战过的战友,不过是警告彭德怀,不要逞英雄。并且,毛泽东提及旧事、冤枉彭德怀长征路上指使林彪写信解除毛泽东军事指挥权,林彪还当场澄清,此信与彭无关。及至七千人大会护驾,林彪强词夺理,言语蛮横。不知是不是由于林彪曾经如此护驾,邓小平到八十年代依然耿耿于怀,坚决不让平反文革中林彪反毛一案。

七千人大会,双方已然站队。毛泽东拥有林彪的支持,刘少奇身后站着邓小平、陈云等主持经济大局的高官,暧昧的周恩来一面悄悄靠近刘少奇,一面向毛泽东暗送秋波。数年之后,文革爆发,周恩来只消将身子微微一侧,权力的天枰便发生毛重刘轻的倾斜。作为一个戏子,周恩来完美无缺;但作为一个政客,周恩来也跟其他佞臣一样无耻。

七千人大会以后,双方开始了一场古怪的竞赛。一方面是刘少奇的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一方面是毛泽东的大讲阶级斗争,林彪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一者是要让老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一者是要把六亿人民赶进阶级斗争的斗兽场。

中国民众在大饥荒以后,确实过上了一段舒心日子。刘少奇以“三自一包”给农村里农奴般的农民们松绑: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同时又以“四大自由”,自由租佃和买卖土地,借贷自由,贸易自由,扭转整个经济低迷局面。倘若没有毛泽东的胡作非为,刘少奇籍此走向曾国藩式的改革开放,是完全可能的。而毛泽东死后的邓小平改革,其实就是当初刘少奇所走的治国道路。在刘、邓主持经济复苏的同时,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向知识分子作委婉的赔礼道歉,把知识分子归入“劳动人民”加以保护。文化自由是经济自由不可或缺的双翼之一。周恩来之于毛泽东的臣服是被迫的,违心的,有如当红妓女遭遇强硬嫖客。只是一旦助毛为虐起来,周恩来也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的:一甩手抛弃跟随他二十年的卫士,在爱女孙维世的逮捕令上签字,向江青献媚,甚至在毛泽东的侍妾面前低声下气。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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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琴煮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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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舒心之日,便是毛泽东倍感失落之时。在刘少奇复苏国民经济的时候,毛泽东一会儿躲进专列,一会儿钻入行宫,一会儿游泳,一会儿题词;一面御女无数,像洪秀全那样没完没了地满足下半身的需要,一面大放厥词,把现状描绘得一团漆黑。毛泽东以最阴暗的心理,发出最蛊惑人心的噪音: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刘少奇辛辛苦苦地造福于民,毛泽东却轻轻松松地大谈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只有资本主义(致富的别名)才能救中国的真理,说成只有社会主义(贫穷的祸根)才能救中国的歪理。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家一样,刘少奇也苦于没有治国话语,缺乏改革理论,为自己的“三自一包”为自己的“四大自由”保驾护航,只好听凭毛泽东胡说八道。

此刻,助毛为虐的林彪,完全把自己绑在了毛泽东的战车上。经过对毛泽东的一番揣摸和研究,林彪提出一整套个人崇拜话语,诸如“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活学活用”。林彪的名言是,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林彪下令《解放军报》每天刊登毛泽东语录,又亲自给军队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阿喀琉斯从头到脚变成了戈培尔。如此一片氛围下,一个叫雷锋的大头兵,被渲染成比颜回还颜回的学习圣上思想标兵;其滑稽,其荒唐,足以让孔夫子愕然失色。

林彪把毛泽东崇拜推向顶峰的所有言论,只消换一个角度观察,几乎全都可以听作反话,有如不动声色的讽刺,一本正经的黑色幽默。从后来林彪死后由官家披露的林彪反毛罪行当中,可以看出,林彪并非不知道毛泽东是个什么东西。林彪如此写道: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林彪深知毛泽东的权斗手法: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从林彪九大以后的不愿再搞阶级斗争可以得知,林彪并非像毛泽东那样醉心权争,漠视国计民生。林彪当时的疯狂捧毛,只是意在打击毛的对手刘少奇。等到刘少奇被打倒,林彪认为共产党应该替这个国家做的,其实还是刘少奇所做的事情,发展国民经济。林彪误以为毛泽东也是这个意思,殊不知,毛泽东的真意并不在于要不要给人民活路,而在于这天下到底姓党还是姓毛。这是林彪没能把毛泽东琢磨透的地方,毛泽东是真的想做始皇帝。就算没有了儿子,也要让侄子,甚至让老婆做接班人。这与其说是个性强横,不如说是小农的偏执。

毛泽东文革作祟,可谓精心策划。让林彪拿着枪杆子替他压阵,让姚文元之类的笔杆子替他开路。一会儿评《海瑞罢官》,一会儿批判“三家村”,矛头直指紧跟刘少奇的北京市委。毛泽东还嫌不够火爆,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充分利用他在党内的话语优势,从意识形态入手,把共产党所有主政部门,说得一团漆黑。不是阎王殿,就是独立王国,并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经过一番指鹿为马的抹黑,毛泽东发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战斗令,向全国贴出他那张气势汹汹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倘若共产党内有个把头脑清醒点的领袖,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最猖狂最嚣张的反党运动。

然而,不要说党的各级官僚,即便是刘少奇本人,都被毛泽东的气势汹汹给弄懵了。因为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确实在马列经典中找不到什么出处。就像马克思在跟女佣偷情时根本没想到应该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添上一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革命领袖天然享有跟任何一个革命女性睡觉的权利。列宁在染上梅毒的时候,也不曾想到在《国家与革命》中加上一条:任何跟领袖上床的革命女性,除了应有的革命觉悟,还必须身体健康。马列经典的杜撰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打碎国家机器,如何剥夺别人的财产。至于如何让人民致富,他们通常留给修正主义者去思考,或者留给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去研究。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虽然把衣食住行放在第一位,但这种主义却从来不把如何让民众丰衣足食当回事。马列主义有个不成文的逻辑:贫穷就是真理,真理永远在穷人手里;穷人总是要造反的,所以造反有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一说,在逻辑上确实是成立的。

就像刘少奇主政的那几年,自由市场上的鸡蛋都是偷偷摸摸买卖的;刘少奇的恢复国民经济,也是在失语状态下不声不响推行的。因为马克思没有说过,鸡蛋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卖。马克思只是说过,剥夺者被剥夺。于是,剥夺毛泽东国家主席权力的刘少奇,理当被毛泽东发动人民群众剥夺权力。这在逻辑上是无可挑剔的。即便让美国的大学教授来说,比如费正清,或者乔姆斯基,他们也一定会同意:刘少奇应该被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剥夺。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一次历史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胜劵在握的毛泽东,牛皮到了连会议都不屑出席。而主持这次会议的,恰恰就是即将被这个通知打倒的刘少奇本人。这除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道德因袭作怪,更在于与毛泽东对抗的治国话语,完全缺如。话语在这场权争中可谓至关重要。因为没有话语,刘少奇不得不接受被打倒的事实,并且还自己主持宣判自己死刑的会议。因为没有话语,邓小平于八十年代重新开始刘少奇未竞的改革开放事业时,不得不声称,凡是有关姓社姓资问题,不讨论,不争论。当年,跟随刘少奇恢复国民经济时,邓小平只说过一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比起毛泽东振振有词的造反有理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共产党的改革家在话语上贫乏到了极其可怜的地步。


过去有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此刻方知,系铃本是解铃人。当初原是毛泽东从抗日政局中解救了共产党,此刻让毛泽东把共产党打倒一遍,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当初是刘少奇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此刻让毛泽东思想打倒在地,颇有冥冥之中的照应。其实,毛泽东那套争夺江山的阴谋权术,能算作什么思想?《矛盾论》是一锅把马列教条和申韩权谋煮在一起的夹生饭,与其说是哲学论说,不如说是心计自白。《实践论》是小农的自作聪明在感官层面上的粗陋表达,在极其唯物的论说里,充满着欲望的嚣张。诸多战略论说抵不上《孙子兵法》的片言只语,中国历史在他笔下只是: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还不如李逵来得直截了当: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相反,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倒是颇有见地的思想。虽然市场经济理论在西方相当发达,虽然刘少奇未必知道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但刘少奇倘若好好总结一下他的这些想法,加以理论表述,不失为中国式的自由经济初探。刘少奇能够写出这样的论著,远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有价值得多。很可惜,刘少奇是个中国式的共产党人,其头脑不是被马列教条所桎棝,就是下意识地受孔孟之道所束缚;还没跟毛泽东如何交锋,就先在思想上心理上做了毛泽东的阶下囚。

毛泽东先在思想上话语上把刘少奇打倒在地,然后在组织上剥夺刘少奇的全部职务,开除刘少奇的党籍。相比之下,蒋介石行刺汪精卫,炸碎汪精卫棺柩,实在是太小儿科了。指使几个特务,偷偷摸摸,纯属牛二水平。毛泽东的气派应该让蒋介石望尘莫及:发动了六亿五千万人口,举国上下,口诛笔伐,光是不停喊口号的汹涌澎湃,都足以把人给淹死。大流氓小流氓有别,于此一目了然。

当然,蒋介石最不及毛泽东的地方在于:蒋介石不懂中国人民,而毛泽东简直是太知道了。中国人民最崇拜的是牛皮哄哄的人物,能够用武力夺得江山的人物,能够把国家玩弄于股掌的人物,可以牺牲几亿人口打核战争的人物。中国人民最讨厌的是给他们带来和平的人物,让他们丰衣足食的人物,保护他们生命财产的人物。基于这样的文化心理特征,中国人民有仇恨汉奸的传统,有痛骂卖国贼的传统,有抓捕反革命的传统,有虐杀地主富农的传统,有批斗资本家的传统,有围攻右派的传统。文化大革命不过是让中国人民多了一个传统,打倒走资派的传统。就此而言,毛泽东确实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跟着这个领袖,做了许多让他们扬眉吐气的事情,让他们报仇雪恨的事情,让他们手舞足蹈的事情。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那么使劲地扭秧歌,喊万岁,绝对不是假装的,而是真诚的。他们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时候,感觉像无限崇拜圣上的宫妃,在月光下期待着圣上的临幸。倘若说,领袖是个十足的流氓,那么这个山呼万岁的民族,也不见得有什么高尚可言。

一场文革,十年浩劫;血流漂杵,死伤无算。经济停滞,文化凋敝;人心败坏,道德沦丧。一代学业荒废,国家几近废墟。中国人由此见识了,什么叫做地狱。华夏民族从此被笼罩于互相怀疑、互相仇恨的历史阴影,不知何时方能解脱。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遭到空前的摧残。扭曲的人性,使中国人丧失了正常的平和。一会儿极度自卑,一会儿极其夸张。欲望的过度压抑,导致无数种的饥渴:对吃的饥渴,对性的饥渴,对关爱的饥渴,对学问的饥渴,对名声的饥渴,对地位的饥渴,对获奖的饥渴,对财富的饥渴,对权力的饥渴,对一呼百应的饥渴,对耀武扬威的饥渴,对领袖群伦的饥渴,对君临天下的饥渴,对扮演帝王的饥渴,对成为明星的饥渴,对成为又一个毛泽东的饥渴。一个毛泽东刚刚倒下,千万个毛泽东已经遍地成长。如此等等,没完没了。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轰轰烈烈,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激发出了潜伏在人性深处的刑事犯罪本能。从犯罪心理学上说,人的动物性,尤其是兽性,是与生俱来的。人有伤害他人的冲动,抢劫财物的冲动,破坏的冲动,发泄被压抑的恶念邪念的冲动。要是在平时,打砸抢是要受到制约的。但这种行为一旦有了革命的理由和造反有理的名义,马上风行天下。欲望有时是非常邪恶的,只要被找到一种不会受到惩罚的庇护,马上可以变成滔滔洪水,泛滥成灾。因此,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其潜台词无非在于:犯罪有理,打人有理,杀人有理,抢劫有理,破坏有理。用当时的文革话语表达即是: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用毛泽东的说法叫做:不破不立。所谓文革话语,全然是一套犯罪的言词。诸如砸烂狗头,火烧油煎,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等等。不知当年五四白话的开创者看见这样的话语,会作何感想。但白话文的反对者林纾,一定哈哈大笑:早就说过了,不过是引车卖浆者之流的言语。不堪入目的文革话语,岂止引车卖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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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最蔚为奇观的是,所有的压抑,尤其是性压抑,全都在热乎乎的颂歌里得到痛痛快快的渲泄。诸如“雨露滋润禾苗壮”,“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毛主席呀毛主席,革命人民最热爱你呀热爱你。你是那一轮红日,升起在我们的心窝里呀心窝里。”“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倘若让一个不知就里的旁观者看了,没准会产生如此疑问:这个民族怎么这么嗲,这么骚?像一头发情的母牛,并且是一头非常听话非常顺从的母牛。唱着这样的颂歌,全体中国民众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毛泽东脚下的奴婢。这可是历代帝王从没享受过的乐趣。精神上的强奸,竟然被诉诸情感上的依赖,被表达成热泪盈眶的崇敬。如此一出沐猴而冠的喜剧,足以使中国人世世代代羞愧难当。

文革的转折在于林彪的反叛。毛泽东头顶上的光环,随着“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公诸于世黯然失色。不管这份纪要是否出自林家父子或者林家死党的手笔,抑或根据批判林彪的需要而编造的罪证,中国民众却是在读了这份纪要后,才开始恍然大悟的。原来毛泽东是独裁者,是秦始皇,原来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五七干校是变相失业,红卫兵先被利用后成替罪羊,农民缺吃少穿,工人受到变相剥削,干部敢怒不敢言。所有这些,句句是真话,一句顶一万句,至少比毛泽东语录要精彩。

九大以后,林彪渐渐地从戈培尔变回到了阿喀琉斯,从毛泽东的狂热追随者和护驾者,转变成毛泽东独裁的反抗者,异议者。非常有趣的是,彼此的分歧竟然就是以前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冲突内容:林彪认为应该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毛泽东还要继续革命。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早知自己也有如此一番忧国忧民之心,当初何苦站在毛泽东一边打击刘少奇?这场党内权争,争到这个时候,方才露出最为朴实的一面:造反有理也罢,革命无罪也罢,最终大家都还是要活命的,要吃饭的,要穿衣的,要性交的,要成家的,要生儿育女的。毛泽东可以说:八亿人口,不斗行么?那么别人也可以说:八亿人口,不吃行么?不穿行么?不睡觉行么?如此等等。就思想而言,林彪比刘少奇更缺乏话语能力,但就面对毛泽东时的坦荡而言,林彪却颇有勇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59年的庐山会议,是林彪第一次护驾。70年的庐山会议,成了林彪最后一次与毛泽东当众抗争。第二年的五一劳动节,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看了脸色:一言不发,拂袖而去。这可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乃至彭德怀都不曾有过的无畏和不屈。林彪不愧为共产党战神,不愧具有阿喀琉斯的高傲。林彪之子林立果,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有胆量扮演刺秦的荆轲;虽然立果未果,也已经让毛姓秦始皇胆战心惊。这可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十分鲜见的一页。毛泽东纵有混世魔王的本事,也自有击杀魔王的勇士。

正如林彪没想到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还不肯罢休。毛泽东也没想到,林彪其实跟刘少奇存有同样的心思,发展国民经济。毛泽东以为林彪是像汪东兴、许世友一样的家奴,只有对他的愚忠,没有独立思考的头脑。至于林彪之子林立果,也是让毛泽东很不放心的因素。林立果咄咄逼人的崛起,让毛泽东忧心仲仲:他死后,江青或者毛远新能否压得住。更让毛泽东担忧的是,周恩来其实并没有真正放弃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的想法,从而跟林彪不谋而合。林家父子,由此成为毛泽东家天下的最大威胁,也成为毛泽东把文革进行到底的实际理由。再从毛泽东后来让周恩来和朱德全都死在他前面的心术和手段,更可以理解毛泽东和林彪的冲突,焦点何在。连始终退居边缘、白发苍苍的朱德都不肯放过,岂能让大权在握、重兵在手、虎虎有生气的林家父子,在他毛泽东面前得势坐大,再在他毛泽东身后有所作为?

其实,早在打倒刘少奇之际,毛泽东已经悄悄留了一手,那就是不让把邓小平置于死地。毛泽东留着邓小平,当然不是让邓小平有机会日后继续刘少奇的事业,而是用邓小平掣肘一般人无以掣肘的人物,诸如林彪,或者周恩来。毛泽东深知周恩来不过是个花架子,没有做实事的能力。但倘若周恩来哪天跟林彪联手,那么不要说请邓小平出山,就是毛泽东本人,都未必压得住。再说,毛泽东的文革,利用的是林彪的枪杆子,张春桥姚文元的笔杆子。毛泽东既利用他们又暗中让双方互相制约。一旦面临取此舍彼,还是取彼舍此,毛泽东考虑的就不是枪杆子重要还是笔杆子重要,而是哪一方跟自己有平辈之尊,哪一方没有平辈之尊。开国皇帝向来只用儿孙辈的文臣武将,一如斯大林最后把平辈革命家全部消灭殆尽。

不管林彪有没有看出毛泽东这种开国皇帝惯有的心思,至少他明白了,人家并不想让他分享权争的成果。此刻,涌上林彪心头的,应该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古训。这样的故事,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在林彪,全都并不新鲜。可能只有研究这段历史的某些学究们,觉得很难弄清彼此究竟为何你死我活。

林彪死后,毛泽东开始向周恩来发难,由于通过直升飞机式提拔上来的王洪文不过是个刘盆子,毛泽东只好请出邓小平(当初毛泽东提拔王洪文,意在立储毛远新;其手法与纵容叶群跃上政治舞台,以掩饰江青的赫然登场,如出一辙)。出乎毛泽东意料的只是,口口声声永不翻案的邓小平,骨子里却依然不改初衷,不改刘少奇治国思路,而周恩来又像此前跟林彪有所默契一般,跟邓小平也心有戚戚焉。于是,毛泽东索性把邓小平重新打入冷宫,再把周恩来置于死地。毛泽东对邓小平并不放心,但毛泽东料定邓小平不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死前最后圏定的权力最高层班底,以江青和毛远新为核心。毛泽东把权力交给华国锋,是知道此君不过是个过渡人物,至于权力能否最终过渡到江青或者毛远新手里,毛泽东也只能听天由命。从家天下的打造来说,毛泽东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一场文革,既是毛泽东推翻党天下、复辟家天下的努力,也是毛泽东家天下的终结。当年的秦始皇建朝,二世而亡;毛氏王朝虽然比秦王朝更专制,更严酷,更是网罩天下,但结果却比秦王朝还短命。毛泽东死后不出一个月,毛氏王朝便寿终正寝。由此可见,毛泽东临死之前,为何把叶剑英叫到床前。他确实想托孤,但是想托哪个孤,毛泽东没能讲出口。叶剑英是当时唯一可握军权之人,毛泽东想让他扮演一下汉初的周勃。至于毛泽东想让叶周勃护华国锋之驾,还是护毛远新之驾,或者护两者之驾,毛泽东没有讲出来。但毛泽东肯定没有让叶周勃灭掉江青的意思。毛泽东相信江青的忠诚。毛泽东应该是想让叶剑英护毛氏家天下之驾,但又没有把握:一向拍马奉迎的叶剑英,在他身后能否忠于毛氏集团?不管毛泽东如何的机关算尽,总有意想不到之处。毛泽东看出汪东兴有魏延嫌疑,但毛泽东绝对不会想到,汪东兴会反得那么快。


毛泽东没有错看邓小平。邓小平上台之后,马上恢复刘少奇路线。邓氏想到过枪毙江青,但绝对不允许全盘否定毛泽东。邓小平一面恢复刘少奇的治国路线,一面维护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邓小平学的是蒋介石,在政治上背叛,在法统上继承。在政治角逐中,有时年轻就是优势,健康就是胜利。毛泽东早走一日,中国人民就早一日获得解放。但即便如此,中国人民也已陪着这个超级痞子,被折腾被玩弄了整整二十七年。

崇祯三年,亦即1630年,北京城内,抗清名将袁崇焕被崇祯皇帝以“通虏谋叛”的罪名处以凌迟,“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再开膛出五臓,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而吞。”“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

1969年11月,共产党建政的第二十个年头,“晚上,刘少奇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被专机送往开封的一个特别监狱。由于着凉,肺炎发作,高烧、呕吐,11月12日凌晨6点死亡。死时,全身赤裸发臭,嘴鼻变形,白发有一尺多长。”刘少奇在被批斗的时候,“被打得遍体鳞伤。革命小将把他拖进拖出,象拖死狗。但他还是不低头。”刘少奇被害死的罪名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因为看到饿殍三千万,良心发现,才犯下如此大罪。为了几亿人不再饿死,刘少奇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

崇祯皇帝可恶,毛泽东更可恶。但是,光是这两个皇帝作孽,这两大冤案能成立么?就个人而言,袁崇焕也罢,刘少奇也罢,都不是完人。他们只是做了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众的事情,却得到如此报答。皇帝是没有反省能力的,但民众不能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愿这样的冤案,不要再发生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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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琴煮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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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23 18:11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如果没有人仔细读,我就不转了,网上这类东西太多,如果没人看纯属浪费网络资源和转贴人的时间。

原文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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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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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23 20:23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我也得很奇怪,为什么与毛泽东李光耀等共事的人会允许他们这么胡来,虽然很不想这么说,事实摆在眼前,即中共除了毛泽东,行动党除了李光耀,其他人全是他们的走狗。既没能引导他们走正途,也没能力阻止他们作恶。当然,李光耀作的恶没毛泽东那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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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之子 (童緯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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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23 21:07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當年蔣的專制獨裁遠不如毛,其根本原因也就是他除平輩、更又不少長輩。
限制他權力的人太多。




又逢一年交子時,此歲今宵最漫長
小雪已過大雪去,待小寒來候大寒
夏秋去兮冬至來,明年新春雪海藏
一年復始四季輪、冬至正是待春來
凜寒冰雪正思融、溫煖春風已欲吹
平安過冬盼新春,佳節雙慶樂無窮
祝諸位冬至快樂!祝炎黃子孫永世興盛,願姬漢舊邦長久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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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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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23 21:27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近一个世纪前,中国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现代白话文,用胡适的话说是毛润芝完成的,中国大陆的现代话语就是以“毛语”为主流,文言文和从外国引进的学术话语以及港澳话语均为支流。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最为伤感、也忧心忡忡的东西。例如《当代中国研究》(美国政府支持的海外中国自由派和民运派的重要刊物)一篇编辑部的文章《远未成为历史的毛泽东》中说:“更重要的是毛对中国现代汉语与中国人的思想所产生的无与伦比的影响。”“最值得关注的是这样一种现象:无论是毛的崇拜者在赞美他时,还是反对者批评毛时,使用的竟然往往还是毛式话语体系。哪怕这些人出国多年,哪怕他们在海外受过硕士、博士教育,毛式话语的影响在他们身上仍然历历可见。”“一个人物能够不死,一定是这个人物深刻地体现了这个民族的精神本质,并因其精神引发的文化认同而掌握了这个民族的民众。”“毛的成功,不止是政治的成功与军事的成功,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成功。”“至今还影响着整整几代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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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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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23 21:45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喜欢看李劼的文章?喜欢骂毛?那就看全面点,别断章取义

李劼的《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与历史成因》,以“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成为帝王式的领袖”这样一个有趣的历史谜语开篇。在早期共产党内周恩来所握有的势力和资源远高于毛泽东,但最终前者却对后者俯首称臣,在遵义会议上主动让贤,为毛泽东党内领袖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也许周恩来当时的让位确实有着种种具体的原因,也许他当时还没有十分清晰地意识到毛泽东和他之间的那种君臣定位,但从他们后来几十年的相处看,那种君臣地位不是越来越模糊,而是越来越清晰。李劼认为,周恩来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接受和忍受了那样的定位,是由他内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心理所决定的。
李劼指出了毛泽东所具有的宏观视野和话语能力。与许多中共领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同,毛泽东始终保持着一种宏观视野,连同因此而来的战略眼光,他对形势的估计也并不是完全准确的,但重要的是他对形势从未失去过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毛泽东这种把握全局的能力在当时党内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他以自己那超强的话语能力把所思所想生动形象地灌输给他的同志们,那种强词夺理的本事,那种不是真理也要煞有介事地装成真理的气势,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毛泽东的这种话语能力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来形容,就是很雷人,雷得他那些大部分属于毫无文化的流氓无产者出身的同志们身心亢奋、血脉沸腾、山呼万岁,最后雷遍全国百姓。这显然是抽象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哲学所无法达到的效果,也是我当年被迫学习毛泽东理论课后最深切的感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毛泽东最初无意于做什么缔造时代的伟人,他只是投民众所好诚挚而充满激情地做一个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流氓。他若在西方讲他的毛语大约会被当做神经病,而在中国,我们会忍不住暗暗惊叹,这哥们太实在太生猛了!如李劼所言,毛泽东最大的成功在于他用现代白话汉语把马列主义学说神不知鬼不觉地转换成了一套现代“三国”话语和现代“水浒”话语。如果说马列主义是一个软件的话,毛泽东就是这个外来软件汉化版的缔造者,以简单粗暴的话语形式很神奇而神经地实现了马列主义在中国这个烂到骨子里的系统内顺畅的兼容。这一点,周恩来是做不到的,用李劼的话说,儒雅的周恩来比起天马行空的毛泽东,显得很没文化。
在我看来毛泽东的这种宏观视野和话语能力,主要源于他对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和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深切了解。这种了解也许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养,更关键的是个人阅历、人生遭际以及敏锐而深厚的洞察力,民国乱世具有这种能力并能予以系统话语表述的至少有四个人:王国维、陈寅恪、鲁迅和毛泽东。前两者学识渊博、坚守学术,在此不赘述。鲁迅和毛泽东的共同点除了他们都对中国人的那点卑贱小九九了然于胸外,还有他们同时又都缺失西方近现代宪政民主意识的觉悟和训练。他们的不同点在于,鲁迅就像他所自白的“孺子牛”一样辛劳、忧愤、刚毅和倔强,他清楚中国的本质性症结所在,但他却寻不到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出路,只能越活越纠结,或者说是越活越拧巴,拧巴到最后就是那一个都不饶恕的临终遗言;毛泽东则不会傻得让自己纠结,他很想得开,他深谙搞不过就加入其中的混世之道,在发觉自己年轻时代的纯真理想难有市场后,他适时转向最终跑到井冈山落草。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他就是个提着脑袋出来混的,混得下去混出名堂才是王道!
让曾怀有理想的毛泽东搞不过最终加入其中的,便是李劼所言的集体无意识心理,或者说是国民劣根性。与一般民众和他的同志不同的是,毛泽东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也正因为此他才会得心应手地利用其让自己做大。李劼说,毛泽东的宏观能力和话语能力只是他走上历史舞台的表层政治文化原因,毛泽东的崛起更为重要的人文原因在于命运意义上的、经由精英人物的选择、从而在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上所获得的一致认同。如果说政治文化原因是意识层面上的历史选择,那么文化心理原因则是其民族集体无意识层面上的历史效应。毛泽东的走上神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包括中共领袖们在内的内心认同,这种认同与其说是理性的选择,不如说更是下意识的顶礼膜拜。
接下来李劼通过分析共产党从“五四党”到“山党”的嬗变和毛泽东从曾国藩向洪秀全的转向,揭示了这种民族集体无意识在那个变革时代给中国所带来的灾难性负面影响。作者从历史文化心理的角度追根溯源至《山海经》中中国最为始源的文化精神,具体而言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文景观和对弱者的权利和心声的关切。中国进入帝制时代后儒家教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处于垄断地位,知识分子大多流于趋炎附势,《山海经》中所展现的文化精神已处于边缘地位,甚至是难觅踪迹。直至帝制时代后期,《红楼梦》对这种上古的文化精神作出了现代性的阐释。李劼说,《红楼梦》不在于时间向度上的历史进取,不在于如何建构一个现代国家,而在于确立起一种现代的人文精神,一种不以历史意志更不以任何帝王的权力为转移的文化标高。
在肯定了这种正面的文化标高后,李劼概括出中国晚近文化历史格局中三种不同的人文景观:一种是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陈寅恪的人文精神标高,一种是从曾国藩到变法维新、到清末民初的革命志士、再到“五四”文化领袖及其早期共产党人的前仆后继,再有一种便是从洪秀全到孙中山、最后到毛泽东的江湖草莽们为江山美人折腰的历史循环。李劼指出,毛泽东早年向往的并不是他后来做成的,他早年向往的那种曾国藩式的文化英雄和经世楷模,与他后来做成的洪秀全式的草班帝王截然相反。毛泽东在文化选择上的这种戏剧性转变,既有他个人的心理成因,也有整个文化嬗变中的历史成因。
毛泽东父亲的专断和暴虐管教使他自小便有对强权压制的反抗意识,但也不可避免地养成以暴易暴的与他父亲一样的专断暴力意识。毛泽东的父亲对他的性格和意识的这种影响,我想只有有过类似成长经历的人才能切实理解。随着父亲的逐渐老去和儿子的长大成人,父子间的紧张关系大多会在脉脉的血缘亲情中逐渐消弭,但已经在儿子心中酿成的心理创伤和阴影却是永远无法消除的。毛泽东在雄踞延安甚至坐镇北京后,一提到他的父亲痛恨之情仍溢于言表,足见得父亲对他的心理伤害和扭曲之深。纵使如此,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还算得上是个积极向上的好青年,他虔敬地抄写曾国藩日记,在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中高喊“陈君万岁”,呼吁湖南联省自治。
的确,谁年轻时没点纯洁而臭屁的小理想?谁会一开始就想做个杀人如麻的暴君?但是,当怀揣理想的润之同学无限憧憬地奔赴北京之后,他发现自己这个陌生而稚嫩的湖南后生,并未如预想的般受到北大新文化运动大佬们热情地待见。理想轰然倒塌,可以想象毛泽东的失望之情。“独立寒秋,湘江北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迷茫的毛泽东抑郁南归,像只没头苍蝇到处乱撞。 但毛泽东不是个容易犯拧巴的人,当他在家乡看到湖南农民运动,草莽造反、江湖暴动,这是曾国藩日记之外《水浒传》里的东西,貌似很有前途!此时毛泽东终于豁然开朗,把自己拧了回来,从湘江畔的励精图治拧到了梁山上的聚众造反!李劼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其说是向陈独秀式的革命领袖的进言,不如说是向胡适那样的士绅和知识分子的挑战。
曾经的理想青年毛泽东就这样很识时务地变坏了。李劼评述,虽然毛泽东从曾国藩立场转向洪秀全立场是轻而易举且顺理成章的,但要让整个历史环境从当年曾国藩平定洪秀全暴乱之后的改良格局,重新转化为适合于洪秀全式的人物江湖作乱的以暴易暴环境,却不是当时的毛泽东力所能及的,这样的历史转折是作为“先行者”的孙中山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给后来的毛泽东提供的。李劼矛头所指并非1911年的那场革命,而是革命后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身上所时时流露出的帝王情结。为了实现自己潜意识里一统天下、中央集权的帝王梦,孙中山联合苏联人乱搞,疏远试图营建现代议会的宋教仁,悍然发动二次革命,与倡导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反目。孙中山与后来的毛泽东是一路货,但他却不具备毛泽东那样的宏观视野和话语能力,只能把中国越搞越糟,使当时的历史环境彻底陷入暴力循环当中,间接成全了毛泽东的横空出世,而进一步推波助澜的是蒋介石。孙中山的北伐,仅仅给毛泽东创造了走向暴力革命的历史条件,蒋介石的大屠杀才给毛泽东的暴力革命进一步带来了历史合理性。蒋介石大屠杀的愚昧在于,本来手中就没有多少文化资源,结果还要以血洗陈独秀的“五四”式中国共产党来清算由孙中山勾结苏联暴动专家所犯下的历史罪孽。蒋介石的大屠杀在把历史合理性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资源奉送的毛泽东这样的暴力革命者的同时,也把陈独秀那样的文化领袖逼出了政治舞台和历史舞台。
让我们回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虽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臭脾气但一直反对暴力武装的陈独秀,最终在蒋介石的大屠杀中黯然退场;而已落草多年的毛泽东,在人生追求上早已完成了从曾国藩向洪秀全的转向;在陈独秀退场后暂时处于中共高层核心地位的周恩来则惟苏联是从,眼看要把这个团伙断送掉。正是在危机四伏中,不管情愿不情愿,不管是明确意识到还只是潜意识里的感觉,跟着那个既能玩转敌人也能玩转自己人还能玩转国际友人的老毛干,大约已成为党内多数头脑还算清醒的革命同志们的共识。于是,历史那看似偶然的转折早已顺理成章、顺水推舟,毛泽东也就顺手牵了羊,成为团伙老大,中共最终从陈独秀式的“五四”党彻底转变为了毛氏“山党”。
李劼说,所谓的毛泽东现象,实际上乃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病理现象,其病根在于中国人自宋、明以降的集体无意识创伤。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历史文化当中的许多主义之争,都是过眼烟云而已。真正在文化心理深处左右了历史的,乃是彼此共同的文化基因、或者说共同遭受的心理创伤。毛式“山党”的文化心理基础,既不是来自陈独秀那样的中国士大夫精英传统,更不是出自于《山海经》那样的文化始源精神,而是来自于由《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之类演义小说所显示出来的集体无意识创伤。演义小说所张扬的痞子文化的核心乃是权力崇拜,这种权力崇拜以欲望为动因,以美人和江山为争夺的目标,以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特征。《山海经》里那种君子有所不为、君子有所必为、君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气度,全然被君子无所不为、无毒不丈夫之类的阴狠所取代。从演义小说里流露出的阴暗心理以及建立在这种心理基础上的流氓哲学和痞子文化,几乎全都经由毛泽东的白话文演变成了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毛语文化,也即所谓毛泽东思想。
鲁迅和毛泽东都发现这种流氓哲学和痞子文化在中国是如此的有市场,这可谓是作为一场社会启蒙运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失败之处,它未能在全社会培育起宪政民主的话语体系。寻不到切实的出路,鲁迅只能一个都不饶恕,毛泽东则既然搞不过就加入其中,与其同流合污,利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国民劣根性在历史舞台上兴风作浪了一把。不知君临天下后的晚年毛泽东,在其乐融融地与人斗并逐渐成为孤家寡人之余,是否还会想起他年轻时的理想?我觉得他是会想起的,这个一辈子都在反传统的人恰恰是最传统的那种中国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用类似于毛语的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这未尝不也是一种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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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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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23 21:52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再看全一点:李劼: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 下启国共之祸

  一部中国近百年现代史,要说诡异很诡异,要说简单又很简单。自辛亥以降,既是在上升,又是在下降。那样的上升,可以描述为洋务运动开启的改良进程依然前行,致使整个中国社会得以持续其现代化演进。从清室逊位,到国会开张,从帝制复辟的不得人心,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呼百应。而那样的下降,则由前清遗老王国维作了未卜先知的警告:先共和,后**。只是这样的预言在当时甚至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被人注意。人们沉浸在令人眼花瞭乱的一个接一个的革命之中。这些革命一次比一次暴烈,一场比一场凶残,最后在六、七十年代终于跌入最残暴的谷底。六十多年过去,中国人直到90年代才突然发现,当年王国维的预言,是多么的意味深长。倘若说,王国维的自杀乃是先知般的退隐,那么六十年代诸如北京的老舍、上海的傅雷他们的自杀,几乎都成了迟到的幡然醒悟。  

  革命怎么会从理想变成罪孽?许多中国人也许至今不曾想明白。一如他们至今没有弄清楚,那个被国共两党奉若神明的孙中山,在历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革命角色。历史的诡异,总是造成一些角色的含混。而史家笔下的历史,又总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撰写,致使刻意的含混不清和黑白颠倒在所难免。在诸如袁世凯和孙中山、汪精卫和蒋介石之类历史人物的角色对比上,鲜有董狐之笔。而民国政治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宋教仁,又是被全然边缘化的;不是被史家遗忘,便是被漫不经心地一笔带过。虽然早就有人说过,历史就像一个被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人们对真相的寻找,也同样从来没有间断过。过于耀眼的角色之所以会最终经不起推敲,是因为由诸多细节组成的历史,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标画。  

  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要说简单其实很简单,始终徘徊在改良和革命之间。是励精图治,还是造反有理?这可能是梳理中国一百多年历史的首要提问。几乎在历史上走过的每一个风云人物,都曾在这样的提问面前,作出自己的回答。根据他们的回答,可以画出两个不同的历史座标:一者是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个比一个造反有理。一者是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经由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突然又冒出一个邓小平,前赴后继地选择改革开放。  

  从这两个座标上,人们可以看出,其中最为诡异的乃是,改良被革命所扭转。而最富戏剧性的则是,六十年代的疯狂革命,会变成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倘若把这百年历史倒过来看,人们又可以发现,与八十年代的邓小平终结了毛泽东的革命相反,清末民初的孙文造反打断了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的改良进程。  

  袁世凯毋庸置疑不是一个革命家。从经世致用的延续性上说,袁世凯是曾国藩李鸿章们的传人。要不是袁世凯在复辟帝制上给自己划错句号,此公可能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首席政治家。正如曾国藩的不图江山以求变革,立意高远;袁世凯的挟武昌首义之威,以恭请清室逊位,同样也是前无古人之创举。此举不仅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替换历史上前所未有,即便比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毫不逊色。一个政治家之于历史的创造,有时就在于打破因袭的陋习,改变陈旧的游戏规则。就此而言,从曾国藩,经由李鸿章,最后到袁世凯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历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环,成为可能。  

  然而,这一代改革家的致命局限在于,相应的改革话语始终缺如。中国式的造反有理,源远流长。从陈胜吴广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一直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乃至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更不用说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比一个说得头头是道。然而改革的话语在哪里?研习宋明理学出身的曾国藩无言以对,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也不知就里。正是这样的话语空白,致使梁启超、杨度他们似是而非的立宪主张,冠冕堂皇地成了袁世凯重捡皇袍的籍口。  

  所谓话语缺如,倒也并非意指没有出现一言九鼎的思想家。当年日本人在明治维新过程中,也没有出现改革话语的大思想家,也像中国晚清时期的改良一样,一代代摸索而成。但是,日本人没有沉重的传统棝桎。中国不仅有源远流长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还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孔儒话语体系。不仅如此,更有一个与专制王朝相匹配的江湖造反传统,两者构成一个王朝更迭的恶性循环。此外,还有一个与孔儒话语体系互相补充的权谋话语,过去叫做法家理念,彼此交织为一个封闭的思维空间,从而形成一种要么做奴才、要么做流氓的文化心理。这样的结构就国民而言是顺民和暴民的对应;就统治者而言,则叫做王道和霸道。所谓王道,便是孔儒的纲常伦理,这是中国文官传统的主要精神支柱。所谓霸道,便是韩非子式的权谋、并经由《三国演义》为全体中国人所烂熟于心,成为宫廷政变、草莽造反、江山争夺、王朝易手的权术智术。比起日本武士道的直截了当,有类于西方面对面的决斗传统,中国式的权谋心术却极其复杂,十分阴暗,之于人心的败坏程度,与孔儒礼教可谓不相上下。历史的这种因袭,致使中国的改良,不得不在思维方式和话语构成上走出儒教和权术构筑的封闭空间。因此,改良的思想和改良的话语,变得不可或缺。而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起因所在。  

  袁世凯改良在话语上的缺乏,同时又意味着在思维方式上的难以自觉。袁氏改良有如后来的邓小平改革开放,全然是摸着石子过河。邓小平摸的是党天下的石子,而袁世凯则一会儿摸起议会政治,一会儿摸起专制皇权,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块石子。基于这样的捉摸不定,袁世凯无法真正读懂宋教仁在国会的努力究竟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袁世凯从宋教仁所致力的议会政治努力中,并没有十分清晰地意识到其改变中国政治游戏规则的历史意味;以致会在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以后,断然走向皇朝复辟。  

  袁世凯看不懂的宋教仁努力,孙中山更加看不懂。这样的看不懂不仅体现于孙中山的拒绝听从宋教仁建议,拒绝与之并肩从事议会政治,而且更体现在宋教仁被刺之后,孙中山乘机翻脸,发动所谓的二次革命,把中国历史推回江湖造反,推回那种你下去、我上来的历史轮回之中。  

  尽管史家大多认定,袁世凯是宋教仁遇害的元凶。但这样的定论,依然有待确凿的指证。仅就政治逻辑而言,袁世凯担心的应该是孙文革命,而不是宋教仁的议会政治。这就好比在一张牌桌上,赢家担心的并不是遵守规则的对手,而是可能会翻脸抢台面的输家。劝退了清室的袁世凯,其处境有类于当年挟持了汉室的曹孟德。与曹操不同的是,袁世凯并非只是更换一个王朝,而是要重建一个国家。但就政治的谋略而言,袁世凯的面对孙中山以及其他政治力量,与当年曹操面对刘备孙权又十分相像。按照袁世凯的治国方略,能够相处的政治对手,理当是宋教仁那样的议会角逐者。事实上,袁世凯与宋教仁也确实以亦敌亦友的关系彼此相处,并非如后人刻意描述的那么势如水火。袁世凯难以把握的乃是突发性的江湖造反。倘若孙中山听从了宋教仁的劝说,与袁世凯竞争大总统败北之后,转而与宋教仁一起从事国会的努力,那么袁世凯即便感到压力,也不会担心对手不按牌理出牌。现代政治,或者说民主政治,双方能否遵守游戏规则,乃是政治运作得以成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无奈习惯江湖造反的孙文,缺乏宋教仁那样的现代政治意识。孙文虽然口头上讲的是三民主义,但骨子向往的却是洪秀全式的成功。孙文既看不懂袁世凯的政治操作,也不明白宋教仁何以力劝他从事议会政治。只是迫于袁世凯获得了日本人支持的压力,孙文一度黯然退场,假装去从事铁路建设。及至宋案突发,孙文马上理直气壮地回到他的草莽造反,并且乘机以江湖帮会方式整顿革命党,强迫党员以按指印的方式效忠老大。孙文的如此反应不仅过度,而且过快。所谓过快,是指孙文在没有完全弄清血案是否确系袁世凯所为之前,就想当然地将袁世凯指责为凶手。这本当有一个司法程序,至少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查,却被孙文缩短成一次仓促的发难过程,又旋即走向重新造反。所谓过度,是指即便血案确实该由袁世凯承担罪责,孙文也依然可以选择继续宋教仁未竞的议会事业,通过在国会的继续努力,为中国政治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然而,孙文却过快过度作出了二次革命的宣告,仓促得让人觉得仿佛他早就在期待发生这一幕似的。这样的仓促,既有一个输家向赢家追讨的嫌疑,又有一个不懂议会政治不喜民主程序无视司法调查的江湖造反者,乘机中断正在改写过程中的政治游戏规则的专横。  

  至于孙文如此气急败坏,是否有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嫌疑,也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因为袁世凯虽然精于权谋,但从来没有暗中行刺的纪录。相反,孙文尽管号称孙大炮,骨子里却非常喜欢耍弄见不得人的阴暗手段,尤其擅长派人行刺,甚至暗杀诸如陶成章那样的革命同仁和政治异见者。顺便说一句,孙文这种喜好暗杀的毛病,后来由蒋介石继承。蒋介石不仅以行刺发迹(暗杀陶成章),而且以行刺坐大(四一二清党时暗杀**党领袖人物),更以行刺(刺杀汪精卫)成为如日中天的抗战英雄。  

  袁世凯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在于,听信了立宪劝言。清末民初的政治风云人物,几乎全都跟日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袁世凯,孙中山,张作霖,汪精卫,蒋介石,包括向袁世凯作立宪进言的梁启超和杨度。再加上中日之间的恩恩怨怨,中日关系尤其是日本的政治演变,乃是研究民国政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参照。立宪说虽然基于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群雄并起之际,凝聚国人的重心不可或缺,美其名曰:国中不能一日无主,与其让他人做主,不如自己称帝,等等;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也应该是一个借鉴的理由。日本的明治维新背景,是从幕府走向天皇,或者说从分散的地方权贵,走向统一的中央集权。至于后来的两党议会,是维新的下一步变革。相比之下,清末民初的中国,首先是结束了王朝统治,其次是开启了政党政治。中国历史至此,无疑是一个悄悄的进步,并且已然站在了现代民主政治的门坎上;只消再向前一步,就可以与日本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并驾齐驱。但就是在这最为关键的一步上,中国历史又退了回去。这一步的基本内容在于:是经由英美式的政党政治,走向民主社会的构建?还是重新回到刘邦项羽、或者朱元璋陈友谅式的争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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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23 21:53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复辟帝制以求立宪的选择,既误读了日本的维新,又误读了中国的历史。日本的维新确实以中央集权为前提,但日本天皇的集权本身,却是顺应了改良的要求。结束幕府统治和结束闭关自守,是同一个进程的两个方面。与此相反,中国的改良却不是从中央集权开始的,而恰好是从封疆大吏的有所作为起步的。换句话说,中国的改良是从地方开始,当然在朝廷允许的前提之下,然后向上影响到朝廷,再经过戊戌变法的血祭,最后转化成清室的新政。倘若没有清室当初作为夷族入主中原的正统性问题,或许清室也可以像明治天皇一样完成立宪政治的建构。但视汉人为正统的中国人,不愿接受清室有如天皇之于日本、或者英国女王之于大不列颠那样,成为永恒的王朝标记。驱除鞑虏的口号,在当时颇为赢得人心,也可说是孙文革命最媚俗最吸引民众之处。这种对夷族王朝的成见,既有复仇的冲动,又有文化之于国家的本质性定义意味。因为即便入主中原的清室,使用的也是汉族文化,或者说,也被汉文化所同化了;那么清室又有什么理由,成为永恒的王朝被世代保存?  

  清室立宪的另一个不可逾越的难关在于,日本可以经由天皇的复权,在推动维新的同时,重建其贵族传统。英国王室的贵族历史,更是源远流长。但中国几千年的王朝更迭,是一部不断消灭贵族的历史,不断将宫廷草莽化的历史。进关之前的满清,与当年的蒙古部落,没什么两样。而这类王室的野蛮,又与刘邦、朱元璋之流的草莽,大同小异。甚至被誉为盛唐英主的李世民,其家族当年也是起自蛮夷。李姓乃赐姓。再追溯到当初统一六国的秦朝,其来历也不属于华夏文化的宗主。乃至商周之交的有周灭殷,更是一个偏远之地的诸候入主文化宗主之国的历史事例。偌说中国的历史具有荒蛮战胜文明的特征,虽然过于笼统,但也八九不离十。贵族传统的失落,必然造成不断更迭的王朝在人们心目中的了无庄严可言。而一个王朝倘若没有庄严之相,又是根本不可能让人肃然起敬的。基于如此历史传统,不要说清室立宪,就算是汉室立宪,其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梁启超虽然学问渊博,但当时建议袁世凯称帝立宪时,并没有真正读懂中国的历史。至于杨度更是个文化二百五,不仅从来没有弄懂过中国历史,就连自己是谁,他都始终没有弄明白,以致会闹出晚年加入**党的笑话。  

  最不可原谅的当然是袁世凯本人。袁世凯虽然继承的是曾国藩的改良事业,但并不具备曾国藩的文化根底。至少他没有读懂曾国藩为何不肯北上称帝,而宁可解散军队的良苦用心。曾国藩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理念,但他凭借内心的修为,明白什么是君子有所不为。此外,话语之于政治家的重要,也由此可见一斑。话语的清晰源自思想的有无。曾国藩传下的只做不说的改革开放大业,到了袁世凯手里,由于思想的缺如,只剩利益的驱动。虽然利益是政治操作的直接动因,但政治没有思想的导引,会变得急功近利,鼠目寸光,从而丧失历史的开拓意味。半个多世纪以后,邓小平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没有思想,文化根底太差,更谈不上什么内心修为,终于在1989年走了麦城。彼此都是摸着石子过河的改革家,袁世凯摸到最后,摸出了一件皇袍;邓小平的摸来摸去,摸出了开枪。  

  可见,政客可以光凭利益所驱,但身处历史关键时刻的政治家,思想的有无却是至关重要的。否则,经验再丰富的政治家,都会迷失方向。袁世凯在请退清室时,无疑相当老到;但在失去宋教仁做对手而不得不再次面对孙中山时,却一下子变得幼稚起来。即便不从思想有无的角度,而仅仅从政治对弈的利害上说,袁世凯也没有必要在自己的权杖上披上一件陈旧的皇袍。既然已经共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必非得叫做陛下不可。半个世纪以后,那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朝着愚众胡乱挥手的千古一帝,从来不曾被人称作陛下,却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还要皇帝。就此而言,袁世凯称帝与其说是一场改良者的悲剧,不如说是一幕画蛇添足的喜剧。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加上袁世凯的喜剧性称帝,如此一个来回,和平改良的道路就此被彻底堵死。政治博弈的各方势力,要么进京上演复辟闹剧,要么在江湖上摆开割据架势,再也没人着意继续宋教仁和袁世凯那盘没有下完的历史棋局。也许正是看出了历史的这种扭曲,梁启超的政治立场才从主张立宪转向联省自治,企图从地方的独立性上寻求改变专制历史的途径。  

  比起日本当初从幕府到天皇的明治维新,中国清末民初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其可能性既在于从上到下的改变政治游戏规则,又在于以地方的独立自主推动中央确立议会式的政党政治。中国既有中央集权的统一传统,又有诸候联盟的邦联传统。因此,在自上而下的议会政治被中断之后,从起自地方的联省自治上,又可以开辟出一条现代民主政治之路。虽然当时的地方自主自治,通常跟军事力量相关联,但这样的分权方式与三国时代的所谓军阀割据,全然不同。  

  其一,政治意味不同。汉末的三国鼎立,在政治上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不过是三个期待一统天下的小朝廷而已。而民初的地方自治,源自于李鸿章时代的东南自保,具有鲜明的拒绝中央集权专制、走向现代民主政治倾向。其中那位著名的广东革命家陈炯明,更是个向往现代民主政治的新锐人物。鼓吹联省自治的学者,不仅有当年保皇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而且有曾与之激烈论战的革命党人章太炎。可说是立宪论者和革命论者最后在联省自治的立场上,殊途同归。联省自治不仅会瓦解原先铁板一块的专制帝国传统,使思想文化乃至经济政治获得应有的自由空间,而且完全可能在一省或数省率先完成议会政治的构建。后来**党人提出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其历史背景恰好是源自联省自治造成政治格局有所松动的影响。并且,也是这种自由空间的出现,使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可能,使持异端异见的政党跃上政治舞台成为可能。诸如此类的可能,到了1949年**党当政之后,完全消失。乃至70年代末的政治异见者,为了表述自己痛恨文革痛恨毛泽东的政见,要特意跑到北京。而在北京犯案的政治异见者,哪怕跑到天涯海角,也逃不脱公安的追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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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23 21:54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其二,历史涵义不同。过去的军阀割据,有类于日本的幕府政治,同时又全都以中央集权和一统天下为指归。无论是曹操的赤壁之战还是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其政治心态大同小异。但民初的联省自治,却具有鲜明的不愿认同一统天下、拒绝定于一尊、追求地方自主、淡化中央集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商周之交以前的诸候联盟政治,具有历史的同构性。同时,又与美国建国历史上的联邦化进程不无相近。也是因为联省自治的这种历史涵义,致使梁启超会直截了当地坦承这是效法美利坚。联省自治提出的联邦诉求,无疑是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和联邦,作为其两个基本内容,互相依存,缺一不可。  

  由此可见,联省自治的主张,与当初宋教仁努力的议会政治,可谓异曲同工。在当时的政治格局里,联省自治未尝不是又一条通向政治现代化的道路。要不是孙文所策划的那场列宁主义大一统战争,在国会里没能确立的民主政治游戏规则,有可能在地方自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自由和民主,自由通常是民主的前提。没有自由的个人,不可能有民主的政治。同样道理,没有地方的自主,集权的政治又如何民主?基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联邦和民主,乃是两种不同的解构方式。无论从地方到中央,还是从中央到地方,或者同步,或者不同步,两种方式都可以成立。将联省自治混同于军阀割据,乃是史家为孙文列宁主义大一统的北伐战争寻找的理由。因为确实是孙文策划的这场战争,断送了从联省自治走向民主联邦的可能性。  

  孙文对列宁主义究竟认同到什么程度,恐怕连孙文本人都不曾说清楚过。但孙文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基本要点是相类似的。一者是暴力革命,一者是打碎国家机器,建立一统天下的红色江山。孙文将此表述为军政、训政和宪政的递进过程。军政便是暴力革命,训政乃是国家机器的重建,宪政是通过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实现革命的政治理想。至于那样的理想到底是民主政治,还是一党专制式的独裁政治,后来蒋介石的独裁和到台湾后建立的蒋氏小朝廷,应该算作一个回答。可见,倘若孙文的政治理念与列宁主义大相庭径,怎么可能得到列宁的激赏?  

  但比起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孙文的宪政说毕竟给民主政治开了一条门缝。虽然蒋介石籍此在台湾建立了专制小朝廷,但继任的蒋经国能够跨出解除党禁的一步,却跟宪政说不无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孙文将三步论的最后一步归结为宪政,才使蒋经国的政治变革有了法统的正当性。台湾的政治转型是经由蒋经国的毅然开放、李登辉的断然改革完成的。蒋经国好比打开了那扇通向民主政治之门,而李登辉则一步跨了出去。相比台湾的转型成功,邓小平在结束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转向经济建设之际,再怎么努力,也跨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门。比起宋教仁的议会政治努力,孙文的军政、训政、宪政主张是既保守又很不确定的,既给民主政治留了一条门缝,也给专制独裁开了一个后门。因此,蒋介石可以据此建立独裁小朝廷,而蒋经国则可以据此给两党选举制度的确立提供可能。比起由列宁主义进一步发展而成的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孙文的政治理念既不指向继续革命,也不具有钢铁般坚硬的专政意味。  

  当然,不管孙文宣称什么样的政治理念,其当初向列宁主义的臣服,主要原因在于利益的驱动。在早先与袁世凯的角逐中,孙文开出拱手相送东北的天价,日本当局却依然不为所动。此刻苏联人主动把卢布、军火连同列宁主义革命一起送上门来,孙文岂有拒绝之理?再加上,列宁既没有后来斯大林那种大国沙文主义,也没有斯大林清除党内异己的残暴。相反,列宁的苏维埃政府还向中国提出归还沙俄所侵占的领土,这无疑会让包括孙文在内的中国革命党人感动不已。再加上孙文还没看到后来斯大林大清洗的情景,对于十月革命充满理想主义的憧憬,也算情由可愿。孙文与苏联的结盟,还颇有一番知遇之恩的感激,至少一雪当年日本人相信袁世凯而不愿支持他的耻辱。精明的日本人看重袁世凯的政治能力,把孙文看作一介草莽。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人,在选择一个改良者还是一个造反者做盟友的权衡上,答案显而易见。但列宁恰好也是一个造反者,在造反有理的信念上,与孙文天然相通。彼此可谓相见恨晚。  

  虽然现代民主政治之于当时的每一个历史当事者,都在探寻和摸索之中。但孙中山的革命热情,却来自于洪秀全造反的诱惑。与洪秀全不同的是,孙中山明白,在国门洞开之后的中国,江湖造反倘若得不到某个强国的支持,不仅不可能成功,甚至都不可能成立。这可能是孙中山在当时胡天胡帝闹革命时少有的过人见识,而后来中国**党依仗苏俄的成功,也证明了孙中山当初在国际社会四处寻找靠山,确有先见之明。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三者在政治理念上很不相同,但在如何倚重强国坐大甚至不惜出卖国土的方略上,全都心照不宣。在蒋介石手里丢失的外蒙,在毛泽东是向苏联主动承认的。至于孙中山,只要在政治角逐中能够成为大总统,宁可奉送国土也在所不惜。轻国土,重江山,这可谓近百年中国政治大玩家的共同特征。  

  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历次革命,通常具有躁动不安和异想天开的特征。用毛泽东的说法,便是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描述的诗情画意。革命家总是有如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而革命又总是带着遥远的海面上可以看得见的桅尖之类的幻想。与此相反,改革家通常需要的是,关键时刻沉得住气的宁静,一如古人所说,宁静以致远;除此之外,还需要现代商业文明应有的务实精神。倘若没有沉静的内心修为,曾国藩在举兵北上选择赵匡胤式称帝、还是退一步选择和平改良的历史紧要关头,说不出“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的绝句。而也正是曾国藩的这一选择,无意间打破了王朝更迭的历史循环,开辟了和平改良的现代化之路。至于务实,李鸿章则是一个典范。在此仅举一例,便可洞悉。当年,李鸿章在日本挨了一枪,从血泊中惊醒过来,马上恢复谈判者的清醒,向伊藤博文讨回一个亿的赔款。可悲的是,李鸿章此举非但没能得到千百万同胞的掌声鼓励,反而换得一个卖国贼的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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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23 21:55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按理说,在夏威夷长大的广东人氏孙文,应该具有这两种品性。可是,孙文革命既没有夏威夷般的沉静,又没有广东生意人的务实;仿佛天生就是一个被热情和幻想驱动的革命家,号称孙大炮。倘若说,孙文革命有什么实际之处,那就是孙文发现,其江湖造反比起列宁主义,远为逊色。列宁主义使造反变得空前的理直气壮,并且具有极为有效的操作性,学习起来也相当方便,不需要像读个博士一样,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读起。只消照搬十月革命的那套方式,组党,建军,虚构一个革命的意识形态,打造一种网罗各种政治力量的方法,再成功地把底层民众煽动起来,天下便唾手可得。用后来毛泽东的总结叫做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因此,革命家的学历根本不重要。革命领袖又通常是因为书没读好而产生。  

  几千年来,中国人在被愚昧化之余,倒是有个根深蒂固的谋生观念,学而优则仕。中国晚近历史上先后三个最为响当当的造反者,都跟他们不能学而优有关。倘若洪秀全都能够秀才举人一路考上去,那么就不会有天王造反的故事了。同样,假如当年的湖南师范生毛润芝风尘仆仆地投奔北京大学之后,能够像梁漱冥那样被蔡元培看中执教,甚至也混个大学教授什么的,那么**党的队伍里也就不一定会看到毛泽东的身影了。相比之下,孙中山的丧失学而之途,并非机会不够,而是心气浮躁,缺乏十年寒窗的耐心。那个博士称号之于孙文,与其说是尊重,不如说是讽刺。孙文好高务远,却又志大才疏。孙文革命的主要特色是狂想和热情。所以有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暴动。几乎每一次都要流血牺牲,而孙文又每一次都毫发无损。也许黄兴知道个中奥妙,所以在仓促的二次革命发动之际,让孙文先走,自己留下来承担风险。  

  孙文革命的一个最大喜剧性在于,所谓辛亥革命的两大主要构成事件,全都跟他无关。一者是武昌首义,孙文根本不在场,据说正在美国打杂。一者便是清室逊位,乃袁世凯的杰作,跟孙文毫不相干。  

  但孙中山自有孙中山的运气,翻来覆去地折腾到最后,终于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知音,苏联的列宁同志。与日本人当年的亲袁疏孙相反,列宁对孙中山赞不绝口,彼此一拍即合。孙中山折腾了大半辈子的江湖造反,由此转入正轨,输入了列宁主义的血液。从建党到军火,从组建黄埔军校到请来苏联顾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相应地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比起洪秀全假借上帝名义起家,此刻的孙中山显然像样多了,也踏实多了。钱饷枪炮,政党军校,一应俱全。孙中山由此重整旗鼓,踌躇满志。用毛泽东的诗词形容,颇有一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意思了。背靠着苏联,孙中山终于找到了一条扫平诸候、一统天下的革命道路:北伐。  

  孙文革命表面上声称三民主义,号称走军政、训政、宪政道路,但骨子里,或者说下意识里,却颇有成为一统天下的真命天子的情结作祟。当初与袁世凯角逐,孙文怀有这个情结。后来宣称二次革命,也跟这个情结有关。乃至袁世凯死后,孙文的这个情结依然存在。其时,国会里的议会政治,随着宋教仁的被刺而烟消云散。此后的国会,变成了各式政客走向独裁的工具。只不过有的政客在北京折腾,有的政客如孙文者,则在广州折腾。当年被袁世凯夺走的大总统一时讨不回来,孙中山强迫广州的非常国会,把他选做了非常大总统。  

  正是在孙文当上非常大总统的时候,联省自治的政治理念开始如日中天。其中,不乏基于地方利益者,但也有不少基于政治理念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者。在联省自治的主张者们心目当中,当年两江、两湖、两总督在慈禧太后策动义和团作乱时的东南自保,记忆犹新。封疆大吏的那个举措,无意间削弱了中央集权专制,从而激活了地方上的经济文化,及其创造的自由和活力。因此,这个理念在当时已然深入人心。就连初出茅庐的毛泽东,都曾倡扬过湖南独立、联省自治。  

  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之于一统天下的那种迫不及待,不仅触怒了赞同联省自治的学者革命家章太炎,而且导致革命的亲密战友陈炯明与之分道扬镳。章太炎的不认同不过是拂袖而去,而陈炯明的异见却是有实力诉诸枪炮的。被陈炯明武力逼离广州的孙中山,老羞成怒,把对方打成反革命。其行径一如三十多年后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硬生生地给彭德怀扣上一顶里通外国的反党野心家帽子。  

  可以说,陈炯明的断然举措,既是对孙中山的严厉警告,也是联省自治派对一统天下者的最后规劝。即便同样的投身革命,也有一个以革命方式选择现代民主政治、还是把革命之酒装回中央集权专制之旧瓶的区别。但素有洪秀全之志的孙中山,是不会因此回头的。一旦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孙中山马上准备着手以暴力革命一统天下的北伐战争,渴望成为中国的列宁。要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孙中山并非没有希望如愿以偿。  

  但对于国民党来说,孙中山却死得十分及时。因为照着孙中山的路子走下去,国民党早晚会被**党吞并,在孙中山的统一领导底下,唯苏联马首是瞻,就像后来的东欧诸国一样。只不过孙中山的死,也给国民党带来一个难题,不知该把**党怎么办。就像**党从来没有把国民党放在眼里一样,国民党从来没有读懂过**党。这并非说,国民党的领袖们学历不够,而是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打上孙中山的江湖帮会印记,既没有宋教仁坚定不移的议会政治意识,又茫然于**党的五四文化资源。非常戏剧性的是,这两者又恰好是当时的**党领袖陈独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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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席领袖,陈独秀的文化视野,是孙中山所望尘莫及的。一个是中国新文化的先驱,一个是在夏威夷唐人街长大的无业游民。孙文早年的所谓行医,与其后来的所谓革命,是一样的江湖。陈独秀的革命起点,是五四《新青年》杂志之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号召力。相比之下,孙文革命不过是一次次鬼鬼祟祟的恐怖活动。革命的起点之于革命者,通常具有终其一生的影响。  

  当**党和国民党合到一起,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两党的领袖却天然的情同冰炭。在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陈独秀,在文化上激进,在政治上温和(相比**党内的许多激进领袖)。陈独秀天性厌恶江湖造反,认同议会政治,乃至同情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当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最后落败之后,陈独秀主动找上门去,表示友好,并且希望彼此有所合作,共襄大业等等。而习惯于搞江湖帮会的孙中山,可能至死都没能弄明白,什么叫做议会政治。由此可见,历史确实十分偶然。假设当初宋教仁没有被暗杀,并且替代孙中山成了国民党的头号领袖,那么后来的国共合作就会有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但历史的偶然性是不能假设的。历史的事实是,同样由苏联扶植起来的国共两党,彼此最初的领袖,并不互相认同,更不互相买账。  

  当然,陈独秀的这种议会政治倾向,不会得到苏联的认同。苏联要的就是孙中山式的造反,孙中山式的大一统情结,从而能够通过操纵国共两党,最终取代列强,独霸中国。苏联及其**国际与孙中山之间的这种默契,决定了陈独秀最终只能出局。或者可以这么说,那场大一统的战争一开始,陈独秀就像之前的陈炯明一样,注定要从历史舞台上被逼退。就算苏联顾问不清除掉他,也迟早会被党内的竞争领袖者排挤出局。倘若说,历史的河道在二次革命还只是一个生硬的转折,那么到了孙中山操办的北伐战争,全然定型成暴力革命和一统天下。抗战胜利后的那场国共争霸,不过是北伐战争的一种历史延续罢了。  

  更为悲剧的是,陈独秀的议会政治理念,即便在**党内,也得不到认同。革命,通常是一种激进的比赛。革命党人最热衷的作秀,便是做出更加革命的姿态。陈独秀在从新文化运动走向政党革命的过程中,并非没有冲动没有激进过。但那样的激进,不断地被更为激进的其他领袖所超越。工运领袖比学运领袖要激进,农动领袖又比工运领袖更激进。澎湃的广东农民运动算得激进了,殊不知,毛泽东倡扬和推动的湖南农民运动激进到了疯狂的地步,以义和团的狂热,以太平天国的架势,猛烈扫荡乡村士绅阶级,同时又引发一场场城市暴动。这样的疯狂,虽然直到四十年后才演变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灭顶之灾,但在当时也已经足以令人心悸。不仅王国维从中看出了历史的劫难,即便是正处革命势头上的国民党人,也不堪忍受。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独秀和孙中山互为对方的掘墓人。孙中山设计的北伐,为倾向于议会政治的陈独秀挖好了坟墓。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则是孙中山的死穴。孙中山至死都不知道,北大的《新青年》杂志是怎么回事。从历史的承接性上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洪秀全造反的延续,而是曾国藩们开创的现代化历程的一个逻辑结果。从同治中兴开始的实业现代化,军事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到袁世凯和宋教仁在国会博弈中演示的政治现代化,必然引出的下一个历史环节,便是文化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不能总是在一种失语的状态里进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始终滞留于宋明理学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孔儒之教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中,已然枯竭。在打倒孔家店的偏激背后,可以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科学和民主的理念,取代三纲五常,乃是历史必然趋势。要不是受到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这场文化变革,完全可能走向改革话语的确立,而不是悄然转向毛式话语的崛起,致使白话文的普及,最后使之沦落为暴力革命和毛氏暴政的帮凶。  

  不过,即便是毛泽东最后摄取了新文化运动的资源,也不能否认五四文化在刚刚面世的时候,确实给中国社会注入了一股鲜活的朝气。陈独秀及其《新青年》,成了时代的风向标。北大,成为新锐青年人人向往的圣地。也许只有孙中山那样的江湖草莽,对此茫然无知。这与其说是孙文太低能,不如说是此公心里被大总统情结塞得太满太结实。当年失去的那个人君之位,成了孙文革命的重心所在。孙文宁可跑到北京和东北大盗张作霖谈天论道,也不曾下榻北大听听《新青年》诸君在说些什么。孙中山在文化上的这片空白,给后继者蒋介石造成了致命的精神缺钙。虽然蒋介石意识到孙氏国民党过于江湖草莽,努力研习曾国藩以求补课,但骨子里却依然像孙文一样,是个文化上的智障人物,现代白话汉语的失语者。在后来的国共逐鹿之际,毛泽东在话语上有如猫捉老鼠一般地玩弄蒋介石。毛泽东可以随心所欲地指鹿为马,蒋介石却只能之乎者也地发布不伦不类的电令。真要说起来,蒋介石还算是在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混迹过的。  

  按理说,在文化上狂飚突进、在政治上理性温和的陈独秀,较之于在文化上一无所知、在政治上野心勃勃的孙中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人。但由于苏联人的需要,也是在苏联人的旨意之下,被强行拧到一起。苏联人又给孙氏国民党和陈氏**党,不动声色地喂了同样的列宁主义狼奶;致使以后的革命,只能成为谁更豺狼的比赛。红军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厮杀,双方全都残暴得令人发指。由此反观孙文当初的引进列宁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作孽。相比之下,张学良在日本军队入侵之际下令不抵抗的仓惶出逃,不过是***********的小菜一碟。  

  先是王国维的预感,然后是陈独秀的出局,这两个标记性人物的黯然退场,其实已经预告了中国的历史,将陷入什么样的灾难。北大《新青年》,清华国学院,这两处最为精英的文化之地,最后全都淹没在黄埔军校的甚嚣尘上里。孙文策划的那场列宁主义大一统战争,彻底中断了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再到北大《新青年》和清华国学院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北伐以后,中国完全成了先秦韩非子所言的乱局:当世争于力气。换句话说,谁最流氓谁为王。各党各派,各路豪杰,各式枭雄,没有人再会相信什么议会政治,什么国会博弈。协商成了欺骗,你死我活才是真理。一如毛泽东的总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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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23 21:57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孙中山竟以列宁主义的方式,为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准备了两个势如水火的政党。比起当初逼迫党员效忠,孙中山的重组国民党无疑规范了许多。只是孙中山籍此给国民党输入的列宁主义血液,迫使国民党之于宋教仁的记忆,变得极其遥远;以致蒋介石以后的国民党,只知顶礼孙中山,根本不提宋教仁。  

  既然接受了苏联的喂养,那么只能选择联俄联共的权宜。孙中山一面给国民党清除了宋教仁议会政治的记忆,一面又给国民党准备好了日后你死我活的难兄难弟,生死冤家。倘若说,这也算是对中国历史的贡献,那么并不是中国民众要求孙中山这么贡献的,而是孙中山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和革命幻想强加给中国人的。而国人的愚昧则在于,他们非但不痛恨孙中山替他们准备了历史的劫难,反而跟随着国共两党,朝着孙中山顶礼膜拜。  

  在国人一团浆糊似的记忆里,有关秦始皇,李世民,朱元璋之类的帝王,却十分清晰,从不模糊。几千年的帝王崇拜,一旦泛滥起来,即便没有孙中山也要找个孙中山,没有毛泽东也要找个毛泽东,更不用说已经有了,已经降临了。因此,日后的劫难,倒也并非孙文一人之功,而是有劳于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作祟。挨了一枪的李鸿章替中国人讨回一个亿之际,国人齐声痛骂。宋教仁因为开创议会政治而倒在血泊中的时候,国人一脸茫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一旦孙中山开办黄埔军校,准备北伐战争,国人马上看懂了,立即响应了。国人全都知道秦始皇是如何一统天下的。最不济的,至少也知道洪秀全是如何造反的。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太书生,清华国学院的学问又太高深,唯有黄埔军校,才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方便法门。正如毛泽东的暴政,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投了中国民众的所好;孙文革命的暴力方式和大一统目标,实在是中国民众最为认同最为倾心的。早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民众送来马列主义之前,中国人已经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里学会了如何造反,如何争夺天下。由各式帝王主宰的历史,民众的愚昧,一如对权谋的崇拜,必不可少。  

  在这样一种历史氛围里,造反有理替代改良道路,已然命定。这样的过程根本不在于救亡压倒启蒙,因为启蒙一开始就被陈独秀李大钊们引向了十月革命,孙文又从另一个方向将革命从江湖进一步转换成列宁主义,从而唤起了造反有理的历史记忆,激发了革命家的江湖习性。正如国民党最高领袖的继承者,理所当然是一身戎装的蒋介石,而不是书生意气的汪精卫;**党的领袖,经过一番走马灯似的更换,最后一锤定音: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从孙文革命到毛泽东坐天下,中国历史以一种最阴狠最暴虐的方式,回到秦始皇时代。蒋介石的独裁,不过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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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23 22:00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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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的态度过于主观,评论历史完全是站在真相已明的现在嘲讽过去。就如孙中山引进列宁主义,由于历史真相的逐步显现,我们现在看列宁、看苏维埃,都知道那是个独裁者建立的独裁政权,但在当时,却是全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都为苏联唱赞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先进知识分子有一个集体左倾的倾向。为什么当时全世界先进知识分子都没有看清俄国十月革命,这是现在许多研究者关注的课题,此文的作者如果能说明这个问题当然最好,即使暂时不讨论这个大问题,仅将孙中山放在这个大背景下去评论,作者的用词或许就不会这么尖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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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23 22:01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网友评论(二)

用现在的观点去分析历史现象是可以的,但要让历史人物按照现在的观点来行动就未免有点可笑了,如此地不用历史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就显得很不公正了。1、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当然是很大的,但再大也必然要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是历史条件选择历史人物,而不是历史人物选择历史条件,当时的历史为何没有选择宋教仁而选择了孙中山?并非因为宋教仁的思想落后、能力不如孙中山,而是孙中山的所作所为更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2、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好像其所以有暴力革命,是因为孙中山等人的选择而不是因为革命对象使用暴力阻止革命发生的原因。照此观点,建立黄埔军校以进行北伐战争是错误的,利比亚的反对派(他们竟然使用武力反对统治者)是错误的,多国部队打击卡扎菲......也是错误的了,那我们就只能永远等待专制统治者的良心发现了。历史的客观情况却是这样的:正因为议会道路(改良)走不通才发生了暴力革命,专制统治者才是暴力的罪魁祸首,只有真正实行民主立宪制以后才可以避免暴力革命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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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23 22:03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网友评论(三)

这篇文章让我感到最不舒服的地方就是他过于主观的推论,事实一是孙中山终生都在宣扬“实现共和”,事实二是袁世凯确实复辟了帝制,但是作者不顾这些事实,而是大量用孙中山怎么想的这类推论,“证实”孙中山其实不想实现共和,而是想实现独裁;同样对袁世凯也是用他怎么想的,“证实”了袁其实原本是想改良,不过被逼回复帝制。这两个结论够离奇了,这里先不讨论,只说他这种推论方式,真是太熟悉了,那就是“文革”中司空见惯批判逻辑。

这个逻辑就是,不管有多少事实,但他只用“实质上”三个字就全然抹杀,然后就引出自己需要的结论。比如“虽然你在看毛选,虽然你在喊革命口号……,但实质上你是反对毛主席的,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然后就把你打翻在地,整得呜呼哀哉,相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熟悉这类批判。这篇文章也正是这样:“孙文虽然宣扬共和,但实质上是想独裁。”“袁世凯虽然复辟了帝制,但他实质上是想改良的”。

要说“中毒”的话,我倒是奇怪为什么一些在“文革”中被这类“实质上”的霸道逻辑整得生不如死的人,如今竟然用同样的霸道批评他人,更奇怪的是一些没有经过“文革”的人,也学会了这种逻辑。如果说前者是“中毒”的话,那后者就是“流毒”了,它怎么就那么大的吸引力呢?别的我不知道,但我能体会一点,那就是用这种“实质上”的逻辑,能使文章显得深刻,显得作者能透过现象看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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