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绝•怀念萧伯纳  

幽默大师萧伯纳，
艰难造就一天才。
九年稿费六英镑，
妙语连珠入梦来。


英国杰出戏剧家，举世公认的幽默大师萧伯纳，因家境困难，未受过高等教育。二十岁到伦敦，想靠写作谋生。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所得稿酬总共六英镑，其中还包括五英镑代写卖药广告的稿酬，但他仍饿着肚子去图书馆博览群书。

[ 本帖最后由 李家三郎 于 2007-12-26 09:46 编辑 ]

从十多年前的旧报纸上得知，当时中国只有5个人管理着全世界的人名。由这5人组成的新华社译名室，还负责全世界的地名等等的翻译。周总理曾指示：“外国人名译名以新华社为准。”有的书刊上常用肖伯纳，这个英国老头很不满意，因为他始终认为他和萧何丞相是一家子。

萧伯纳戏说萧伯纳

有个人，因家境贫寒，14岁便辍学，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当缮写员。20岁时，跑到伦敦，想靠写作混饭吃。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共得稿酬6英镑，其中的5英镑，还是靠代人写卖药广告挣的。这个人，就是萧伯纳，也就是本人。

我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市的一个小公务员家庭。父亲无官一身重，害得我只能小小年纪自谋生路。在那9年6英镑的日子里，我毫不气馁。一面勤奋练习写作，一面抓紧自学充电，上美术馆研究绘画，去图书馆博览群书。好在天道酬勤，我终成大器。后来还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1925年的世界文科状元。我自强不息的一生，不仅光宗耀祖令先父含笑天堂，也给我大英帝国赢得巨大声誉，甚至可以说，我为人类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哈哈！



[ 本帖最后由 李家三郎 于 2007-12-26 09:45 编辑 ]

在我32岁那年，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拉我参加《玩偶之家》的业余演出。易卜生的作品，吸引我从小说转向了戏剧。4年后，我写出了第一个剧本《鳏夫的房产》，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写了大大小小50个剧本。
有人这样说我：“他饱尝过生活的艰辛，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有切身体验；他从小爱好绘画和音乐，青年时期又写过几部长篇小说及大量的政治、文学、音乐和戏剧评论，具有丰富的文化修养；再加上在社会活动中磨练出了锐利的思想和机智的辩才，这一切为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戏剧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类似这样的话，不管对错与否，我听了都感到很顺耳，挺舒服。

人一出名，门庭若市，使我苦于应付，妨碍写作。一国之君乔治六世也来凑热闹，寒暄几句后，便大眼瞪小眼，无话可说了。因为双方的兴趣爱好和文化修养悬殊太大，找不到共同语言。在沉默中，我看他迟迟没有离去的意思，便掏出怀表一个劲儿地盯着表盘。国王还算知趣，不一会儿就起驾回宫了。
事后，有人问我对国王印象如何，我说：“在他告辞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对他顿生好感。”

一天，一个皮鞋油制造商找上门来，要求以我的名字作为新鞋油的商标，他说：“你听，‘萧伯纳牌’鞋油，多响亮啊！这样，世界上会有多少人知道您的大名呀！”我问他：“那么多没有鞋穿的人也买这种牌子的鞋油吗？”
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美国舞蹈家邓肯曾狂热地追求我，她在信中写道：“如果我们结合，生下的孩子有我美丽的仪表，又有你智慧的头脑，那该多好啊！”我回信说：“如果孩子仪表像我，头脑像你，那该多糟啊！”这实在有损现代舞之母的形象。我比她大21岁，已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她会“第三者插足”吗？再说，即便真有其事，我也不会写那样对求婚者失礼的回信。事实是她后来应苏联政府邀请，在莫斯科任教，并很快与比她小18岁的著名苏联诗人叶赛宁结了婚。

一天傍晚，我在街上散步，有个年轻人骑车飞来，把我撞翻在地。他慌忙把我扶起来，一个劲儿地道歉，我说：“小伙子，你真不走运。如果你把我撞死，你就可以名扬四海了！”围观的人群笑成一团，我只好一瘸一拐地向他们致意。
上帝嫌我长得太高，便挖空心思把我弄得像支细长的笔杆儿，不让我占据太多空间。有一天，我拿朋友开玩笑：“切斯特顿，你真该饿上十天半月再抛头露面。我要是像你这么肥胖，准会去上吊。”
他笑了笑说：“老兄，你可得小心点儿，我要是去上吊，准会拿你当绳子用！”

在一次宴会上，一个脑满肠肥的阔佬对我说：“萧伯纳先生，一见到你，我就知道目前世界上正在闹饥荒。”我也微笑着说：“富尔顿先生，一见到你，我就知到目前世界上正在闹饥荒的原因。”
这时，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富婆娇声娇气地问我：“亲爱的萧伯纳先生，您见多识广，可知道哪种药减肥最有效？”
我不无同情地望了一眼她地球仪般的身材，捋着胡须答道：“我倒是知道一种特效药，可是我无论如何也翻译不出这种药的名字，因为对您来说，‘干活’和‘运动’都是外国词儿。”

我的一出戏在纽约公演后引起轰动，我给担任女主角的克妮莉亚拍去一份电报：“精彩之至，绝妙之极！”
她立即回电：“萧伯纳先生，您过奖了！”
我再次去电：“对不起，我指的是剧本。”
她毫不示弱，干脆只拍来三个字的回电：“我也是。”
我这个自作聪明的英国大戏剧家，居然栽在美国一个小女子手里，真是活该！

有一天，我收到一位贵妇寄来的大红请帖：“伯爵夫人将于周末晚7点至9点在府邸恭候。”
我着人退回原帖，并在上面写道：“萧伯纳先生将于同日同时在寒舍恭候。”

一天，我应邀出席一个丰盛的晚宴。席间，有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在我面前吹嘘自己如何博学多才，好像他自己就是一部百科全书，是那样不可一世，我一直洗耳恭听。
最后，我才开口说道：“小朋友，只要我们两个联合起来，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不知道的事情了。”
他惊愕地问：“果真如此？”
我说：“是的。你是这样精通世间万物，只是尚有一点欠缺，就是不知夸夸其谈会使丰盛的佳肴变得淡而无味，而我恰恰明白这一点。这样，你我加在一起，不就无所不知了吗？”
我身边还坐着一位年过半百的贵妇，我很看不惯她扭捏作态、卖弄风情的样子。她却毫不知趣，十分认真地说：“萧伯纳先生，既然您无所不知，那么，您看我有多大年纪？”
我一本正经地回答她：“看你晶莹的牙齿，像18岁；看你蓬松的卷发，有19岁；看你扭捏的腰肢，顶多14岁。”
她高兴极了，问道：“您能不能准确地说出我的年龄？”
我说：“把我刚才说的三个数字加起来就知道了。”

比我大16岁的法国雕刻艺术大师罗丹，在我崭露头角后，曾为我雕塑过一尊像。几十年后，我问朋友：“你发现没有？这雕像有一点非常有趣。”
朋友说：“这雕像既形似又神似，至于哪一点有趣，我还真看不出来。”
我说：“你怎么会看不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变，变得越来越年轻了。”

1931年7月，我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度过了我的75岁生日。有件事儿，使我感受到一个人不论有多大成就，他对任何人都应该平等相待，要永远谦虚。
有一天，我在公园遇见一个小姑娘，她聪明活泼，逗人喜爱，我不由和她玩了很久。分手时，我对她说：“回去告诉你妈妈，今天同你玩的是世界有名的萧伯纳。”也许她听出我的话里有些自负，竟学着我的口吻说：“回去告诉你妈妈，今天同你玩的是苏联小姑娘娜塔莎。”

第二年，我又访问了中国，终于见到了宋庆龄女士和鲁迅先生。去上海之前，那里一直阴雨连绵，我到的那天，恰巧太阳露出了多日不见的笑脸。有人打趣道：“萧伯纳先生，您真有幸，在上海见到了太阳。”我说：“不，是太阳有幸，在上海见到了萧伯纳。”

拜仑、雪莱、济慈三大诗人的岁数加起来，还不如我一个人活的时间长，我今年94岁了，哈哈。有人问我长寿之道，我的回答只有三个字：“好脾气。”我只让我的人物在剧中义愤填膺、怒气冲天，而我本人却从不发火，也不生闷气。
有一次，我在一家旧书店翻阅削价处理的书，猛然看到我的一本剧作集。该书的扉页上，有我给一位朋友的亲笔题词，落款是“萧伯纳敬赠”。我一点儿也没生气，还当即买下那本书，在原来的落款下面写上“萧伯纳再次敬赠”，然后又寄给那位朋友。

9年挣6英镑稿费我都没当回事儿，收到多少退稿我都不认为是编辑“瞎眼”，只怪自己，还日复一日没皮没脸乐呵呵的。这种人不长寿才怪呢。长寿干什么？多写点不三不四的东西呗。

萧伯纳取笑丘吉尔

我与丘吉尔私交甚好。论年龄他该喊我大叔，可是他从骨子里争强好胜，我只好和他平起平坐，以兄弟相称。

一天，我给他寄去两张戏票，并附上一张字条：“来看我的戏吧，带上一个朋友，如果你有的话。”
他马上寄来一张字条：“我很忙，不能去看首场，但我将去看第二场，如果你的戏有第二场的话。”

我18岁时，这家伙才是一个肉团，咔嚓一声剪断脐带，被人称之为人。
我父亲是小公务员，他老爸是财政大臣，仅此而已，他没什么了不起。出生于什么家庭，偶然性挺大，并不是由谁的本领大小决定的。他至少在我面前，还不敢翘尾巴。
当我读完《资本论》时，小小的丘吉尔才由妈妈牵着手走进贵族子弟学校。

一天，小小丘吉尔做完作业，来到游泳池边。他见一个瘦小的学生站在那儿，上去就把人家推下水去。落水者露出一张愤怒的脸，拼命游向池边。他见势不妙，拔腿就跑，但已经来不及了。落水者上岸后，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凶狠地掐住他的脖子，把他拖进深水里，让他痛痛快快喝了一肚子水，但仍不解恨，还想继续收拾他。他忙挣扎着边喘息边讨好说：“我爸爸是财政大臣，像你一样瘦小，今后你一定会成为大人物哩！”
而那时，我正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构思长篇小说。坐在我身边的一个富翁说：“萧伯纳先生，我愿出1英镑，来打听你在想些什么。”我说：“我想的东西可不值1英镑啊。”他问：“那你究竟在想什么呢？”我微微一笑答道：“我正在想的是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