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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文化的转折与开新──百年儒学宣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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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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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18 09:43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中国文化的转折与开新──百年儒学宣言(上)

中国文化的转折与开新──百年儒学宣言




一、儒学的普遍性



儒学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学问,也是中华民族不死的精神支柱。在历史上,它起于中国,但决非只为中国人所有。因为它立足于生命,主张人当先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位置,然后修养自己、充实自己,通过具体的实践,努力完成自己的本分。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自己的成长与成熟,便可担当历史运命,回应时代挑战,确立轨范,创造新思,以守护传统及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胸襟广阔,思想深远,上通于古,下贯于今,这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与「天人合一」;其实就是把为己之学、修身之学、立德之学、明道之学与通经致用之学、为政之道、处事之道、教化之道,合而为一。此中所展示的,并非理论与应用的关系,而是生命的成长、气质之变化、能力之提升、心量之扩阔、与对客观世界所反映的价值之洞察,知其纠结,有化解之力;推动历史,走向理想,以完成自己的使命与人生意义。由内而外,亦由外而复归于内。关键在自己的领悟:是甚么人,就会做甚么事。这个道理,凡有生命者莫不知而喜之,乐而行之,所以有其普遍性。


二、历史的遗憾



可惜这种强调通过个人成长、内外互动以达至内圣外王(亦含天人合一)之学,自先秦儒家提出之后,在历史上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反而不断在两端摆动,造成矛盾和断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使儒学之外王事业达于顶峰,但由于缺乏践履者之内圣工夫之支持,变成与政治利益、现实利益结合,神魔不分。如一经之疏,多至百万言,班固即评为「利禄之路然也」。结果儒家之经典愈流行,愈走向形式化,脱离生命,虽称为经学,其实只是一外壳。有见及此,宋明儒学就要把这一方向扭转,直承孟子,「先立乎其大者」,点明心性,以为外王事业立根;并建立道统,以得心性之传者为正。「性即理」不如「心即理」,朱陆之争以王阳明之致良知之教结束。这无疑是一大翻转,但外王方面,则乏善足陈,尽管培养出一大批士君子以其人格对抗腐败之朝政,但无补于宋明之亡。


三、宋儒之道统与儒者的命运



是内圣不足,还是外王太难?直到近一百年,新儒家起,历史又再回到春秋、宋明的老路,面临异族之挑战。在春秋时代,汉民族所面对的是夷狄,孔子要守护周文,曾一度赞许推行「尊王攘夷」政策的管仲。这并非出于民族主义,而是两种文化的差距:中国较为先进,自然不能以夷变夏。及至宋明,外患更为深重,除了北方的辽、金、蒙古之外,更有从印度而来的佛教。形势险峻,所以宋初胡安定、孙明复、石介等人,皆重《春秋》,以立王道,兼斥佛老。但王道毕竟不是通过概念来建立的,没有这种能力和内涵的人,墨守《春秋》的王制有甚么用?其后宋儒建立道统,就是要在政统之外,另立文化纲纪,以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并对抗现实政治。这可说是藉道统来支撑人道,读圣贤书,就是要挺立人格;但却形成儒者先天的悲剧性格:在现实的压迫之下,踽踽独行,令人凄酸。


四、早期新儒家的努力和挫折



近一百年来的新儒家,从大端来说,就是继承了宋明这一个读书人的传统。尽管最早的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并没有明确归属到超越而内在的心性,只说生命意欲,但却有一股强烈的时代意识与对中国文化的爱护之情,并且身体力行,所以被艾恺(G. Alitto)评为「最后的一个儒家」。他对西方的都市文化深恶痛绝,主张革命要从乡村建设开始。但由于缺乏社会基础,他想象中的社会格局已经失去,他的教育事业不能不从历史中退出。继梁漱溟而起的冯友兰、熊十力,前者借重西方的逻辑思维、实在概念,重建中国的形上学,虽能自圆其说但却抽空了中国哲学的生命实感,只余下一个架子,所以遭受到后者「把本体作共相」的批评。熊十力认为:「万物本原与吾人真性本非有二」,把传统的天人合一归结到本心、性智,以此为无尽宝藏,然后重建人之自尊与自信,对应西方之科学主义、怀疑主义、心理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打通天人之隔,立万有之基,这可说是一种继宋儒心性之学而重建本体的工作,而且不须借重西方资源。
但是,历史不可能后退。近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念兹在兹的,其实是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压力下,如何存亡继绝?这一方面是民族的,一方面是文化的。先秦儒家已经揭示:唯有文化不死,民族方可不亡,所以必须开出外王,以来远人。埋首经典,如王船山,即使提炼出真知灼见,还是要改革现实,即所谓乾坤并建。王船山不满于宋明儒的空疏,不欲再空谈心性,但不能走出传统格局,他的著述,便只能藏诸名山;一点孤怀,只能独明。由此说到熊十力,他的智慧再高,但他面对的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夷狄,而是完全异质的西方文化,挟船坚炮利而来,全世界都承受其压力,不釜底抽薪,是无法对抗的。这不是单用传统的思维,讲「体用不二」就能去除。


五、旧格局必须打破



这个压力是甚么呢?就是西方文化不但有一套器用、技术、社会组织、政制,还有他们的价值观、精神向往。简言之,除了科学、民主之外,还有人权、自由、宗教与哲学;单讲心性之体,是很难与西方沟通对话的。何况我们在现实上失败,被人视为落后,国家正面临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在这个时候谈心性,是不切实际的,很容易重蹈晚明的覆辙。外王的局面不错是由内圣开出,但必须打破原来的格局或符号结构,以释放生命力。这就是新中国革命的兴起,以新文化、新观念武装的民族主义登场。对中国来说,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完全颠覆了历史的符号。


六、五八年发表的《中国文化宣言》



       新儒家坚守孔孟之传,当然不能接受这场变化。他们深知:救亡当是文化上的救亡,而非只是民族的解放;若离开我们的道统,我们的生命立足于何方?这是存在的惶惑,也是历史的悲情。这只有把我们的文化,提升到一个国际水平,与西方对话,以显示我们的特色、高度和深度,才能赢得西方的尊敬。所以,在一九五八年,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联名发表了一篇《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在此《宣言》中,指出中国文化之独特性,有其特殊之精神之表现方式,亦有其超越之宗教感情与伦理生活,更有其特殊之心性学,而非西方之自然主义与心理本能之说所能比拟;扩充心性之量,即可上达于天而得一永恒的安顿,亦由此形成一永恒的追求,而使我们的民族得以悠久。中国文化虽无西方式的科学与民主,但决非不能从民族自觉的道德精神中开出,此即道德主体之暂时隐退以转出知性主体以完成其对客观世界之认知,然后复位以主宰其自身之进退(后来牟宗三先生特别提出「良知之自我坎陷以开出科学民主」之说),所以并不与西方文化矛盾,民主制度亦然。这是新外王,与过去的格局不同。由此可知中国的传统思维必须调整,以容纳西方的价值观,这才能与西方共处。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再说中国文化之特殊智慧,要求西方人士尊重及了解。
        由于新儒家发表这篇宣言时,他们正从现实上退出,生活非常艰难,精神上亦非常孤独,但却显示了他们的自信。如孔子在陈绝粮,弦歌不辍。这证明真正的智慧是产生于忧患的,唯有经历大痛,才有真知灼见。


七、新儒家的贡献与现实局限



       自此之后,新儒家各自努力,埋首著作。但都不约而同,取径西方或容摄西方。但目的都是接上孔子,接上宋儒,而非改造。如牟先生,借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现象与物自身之区分来表述他的两重存有论,但又赋予了新的内涵,使之不相对立;又以「智的直觉」来表达此本体之用,又借用佛教《起信》、《唯识》之义,一心开二门,非常圆融,即活动即存有。经此改造,儒家之内圣之学达于顶峰,可以说是向知识儒学、系统儒学进发,足资学者研究,但外王则始终无办法。因为在现代社会从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工作,都已经专业化,不可能通过「良知之自我坎陷」就能开出。这只能从一切外王工作须要有一超越的道德精神为根上说,但这却不一定是「坎陷」。比较起来,唐先生则较守儒学之原始立场,把一切文化都视为生命之自然发展,虽有分途但却并行不悖,可以即哲学史而言哲学;又吾人之思想可以层层反省,超越各家而得会通。人类之一切哲学、一切文化都是心灵活动所成之境,若能逆观其生起之源,即可进可退,可升可降,皆为心灵之全体大用,不必定执一端或一境而成冲突。人生苦难,皆由良知之一念陷溺与生命之封闭所造成,唯有逆反至性情,观其原始一念之善,方有化解与超升之道。唐先生之系统虽不如牟先生之精严、语言准确,但却恢弘博大,出自性情;对宗教人生问题,强调体验,令人感服。在学术上,他们两人都把儒学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毕竟还是停留于言说;个人的修养与风姿虽亦有足资敬重之处,但毕竟长期困居于学院,而不是传统讲身心性命之学的书院。盖近代学院制度从西方移入,已经知识化、专业化了,体制所限,他们只能在哲学系栖身,社会人士只以哲学家目之。学术界虽知其有贡献,但由于各有专业,一般人都读不懂他们的书。这样的儒学,会不会远离社会、远离生命呢?


        这就是新儒家的寂寞与悲哀。尽管他们已倾注全部心力,作出辉煌贡献,但走不出宋明以来的儒者格局,即只能在心性领域上下工夫。尽管在观念上有所突破,建成体系,但在行动领域上却日益退守。因为社会结构已变,在西方的专业化、理性化、世俗化的催动下,人人向功利价值狂奔。儒家的良知,已经隐没;纵有传统意义上的儒者,如马一浮先生,只能独善其身,几乎与世隔绝;反而从知识立场,分析历史,批判社会现象,还有市场。


      不过,新儒家的贡献毕竟是巨大的。唐牟之外,其实还有许多人分别在其位置上有所付出,如钱穆、张君劢、陈荣捷、方东美、徐复观……。由于历史原因,他们都是身居海外,但少年时代所禀受的传统教养使他们不约而同的为中国文化的延续与再生而奋斗,努力维系斯文于不坠。他们的杰出见解,的确使西方汉学家与研究近代中国的学者另眼相看。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八十年代中国开放,就没有可供中国新一代学人的研究、参照、吸纳、继承和批判的资源。中国文化就真的断层了。





六經責我開生面。——恭錄船山夫子聯句自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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