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云
　　没想到北京是以这样的面孔从京奥的幻美大梦中醒来。

　　撒下巨额金钱，展现超强动员力组织力的“大国成人礼”刚刚完成，5万个婴儿的凄厉哭声，忽然淹没了《歌唱祖国》的美妙童音；欲哭无泪的家长们走向三鹿走向政府，他们无奈愤怒的沉重脚步，碾碎了电脑三维制作的那些大脚印。

　　你想过吗，已检测出奶粉含毒却瞒而不报的中国的8月，当世人都为京奥辉煌的开场兴奋，买不起进口奶粉只能给孩子喂“穷人奶粉”的父母们，含泪将自己不到一岁的肾结石婴儿推进手术室之前，从电视上看一眼北京城火树银花堆砌的华丽，是怎样心情？他们也为拥有这样一个首都而骄傲吗？

　　“万邦来朝”的荣耀感尚存，几乎就在瞬间，残奥闭幕式上中国领袖已经没了笑容。奥运的成果和影响还来不及盘点，车分单双号走的规定还没撤除——交通还没回到堵塞，天空还没恢复阴霾，尘雾还没吞没漂亮的鸟巢，张艺谋、蔡国强、陈其钢应该明白他们都白忙乎了。他们不会想到，紧接着“面子工程”的是一场汹涌的“面子危机”。由三聚氰胺揭开的黑暗里，儿童是最大受害者的现实，对处处突显儿童元素，反复出现儿童母题，用天真无邪的儿童来象征中国未来和世界大同的京奥开幕式，构成了极度反讽。

　　是的，比起千万孩子生命被草菅这样可怕的事实，一首歌真唱假唱，算什么事情？56个少数民族儿童是确实的还是扮演的，又有何要紧？“假唱”这个词，已被赋予了新的更大的象征涵义。

　　外国人常难读懂中国这本书的奥妙——朋友说，在当今中国，观察力较透彻的也往往是经历过文革和天安门事件的。想起了这位上海朋友8月曾说：“吹得花好桃好都没用，一两桩恶性事件一来，立刻打回原形。”不讨喜的乌鸦嘴，说出的却是真话。让虚假归虚假，真实归真实。

　　让人稍感安慰的是，虽然没有新闻自由，“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也并不容易”，一位上海记者还是冒着可能被控告和坐牢的危险，勇敢地率先点了三鹿的名。中国也毕竟还有具良知的知识分子，这些“乌鸦嘴”早就预见了经济崛起同时社会精神价值缺失的严重后果。就如朱大可日前在“世纪大讲堂”说，放弃了灵魂的追寻，90年代起中国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但整治政企不分官商勾结，反腐败重建社会道德，都要从最高层做起。

　　“以人为本”当然不是叫“祖国的花朵”喝毒奶，“执政为民”的当权者，为什么又该享用“特供”？无需等到2008，这方面，中共最高权贵进京后就彻底向历朝皇室的“传统”致敬了。从前紫禁城帝王们喝的是皇家保护的玉泉山水，还有各种皇庄和园圃供应所需——清宫就有捕鸟兽的庄，做蜂蜜的庄，种菜种水果的庄，养羊养奶牛的庄……各地的进贡更不在话下，别的不说，从古至今顶级的茶叶，从龙井、普洱到大红袍，都是进贡“天子”的。

——住在昔日帝王园林里的中共领袖们如果不是同样思维，又为何能坦然接受“特供”？

    被互联网曝光的2005年4月成立的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只不过进一步表明，在明知“目前常规种植业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在常规畜禽养殖过程中则普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常规淡水或近海养殖的水产品又被各种水污染所侵蚀”的情况下，全民都面临食品安全威胁的时刻，中共高层选择了以特权、用行政资源自保。很悲哀的，这则新闻让人联想的是川震中，身为教师却在大难临头时丢下学生顾自逃命的“范跑跑”！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这一次，“中国式总理”温家宝“很对不住大家”的道歉，更像一个邻家老爷爷的嘟哝，声音微弱得失去了四川地震时站在废墟上的那份感染力。胡锦涛以文学语言批官员作风“飘浮”，在舆论压力下将一个个高官“问责”，也并不能平息众怒。这一次，中国百姓感谢的是纽西兰总理。

　　建立和维持执政党的道德权威，靠屏蔽删除互联网是没有用的，真要反省，就从下决心实行个人财产公开的阳光法案开始，从和老百姓喝一样的水，吃一样的菜开始吧。

拜托, 不懂就别信口开河好吗?

真新鲜了, 谁告诉你上海记者冒着可能被控告和坐牢的危险了?

这里ZT龙云涵先生ZT的文章

原文：我为什么要公布问题奶粉“三鹿”的名字


三鹿倒了，因为我的一篇《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的点名报道所引来的质量问责风暴。

　　对此，我没有丝毫的兴奋，而是有着诸多的悲伤(不是悲哀)，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知名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对于国内企业传媒关系上的“弱智”，对于媒体“社会良心”的失落。——东方早报记者 简光洲

　　↓说出事实  

　　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不是患肾病婴儿的第一个报道者，此前湖北、甘肃等地有媒体早就有过多次报道，但是当说到患肾病婴儿喝的奶粉企业时，都是说“某企业”。

　　我很能理解这些媒体的顾虑。

　　对于今日的媒体来说，他们要政治家办报，更要企业化经营。没有比报社的老总来说更难做的领导了，所有的人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更难为他们的是，手下还有一大堆人等着他拉广告来养活。

　　对于今天的记者来说，在市场化的大潮与各种新闻禁锢中，早已没有了前辈新闻人及自己当初入行时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动不动就坐上被告席的他们在强势的企业面前只不过是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记”。

　　9月10日，看到甘肃当地媒体关于14名婴儿可能因为喝某品牌的奶粉而致肾病的报道，联想到当年安徽阜阳假奶粉的报道，感觉这可能又是一个食品质量安全问题。

　　随即联系到甘肃的解放军第一医院，医生们介绍说，以往一岁以下的婴儿得肾病非常少见，同时他们也还没有确定奶粉是不是致病的确切的原因。

　　此时，我感觉证据还不充分。但多个不同的地方出现了相同的病例，我初步判断最大的根源还是出在奶粉。还是决定写稿时直接点出“三鹿”的名字。

　　但还是不放心，又联系到三鹿集团的传媒部求证。该公司的工作人员信誓旦旦地保证，奶粉没有质量问题。

　　在奶粉品牌中，国产的三鹿说实话并不陌生，“有着近半个世纪的悠久历史；占市场约18%的份额”。

　　面对这样一个国有民族品牌，我有过很多的顾虑和挣扎。这篇报道，可以让一个企业面临灭顶之灾，到时，我不但要坐上被告席，还会成为千古罪人，甚至会被人扣上打击民族品牌的罪名。

　　虽然意识到各种风险，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做出了“点出三鹿企业名字”的决定，否则我总感觉到良心上有些不安。我不是说我有多高尚，我只是想说出一个事实。在这个社会，面对着各种诱惑与风险，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也并不容易。

　　在报道上版时，我脑子里晃动的都是第二天三鹿公司气势汹汹地打电话指责记者的不负责任。说实话，这个晚上，我都没有怎么睡好。

　　11日中午到报社上班时，同事就告诉我，上午三鹿公司打来了多个电话。

　　下午，终于接到了自称是三鹿公司的刘小姐又打来的电话，希望记者从网站上撤稿。其理由是，甘肃14名患肾病婴儿基本上是分布在同一片区，可能因为这些地方的水质有问题，与奶粉无关。其次三鹿的奶粉刚刚质检合格，所以问题一定是出在患者自己身上。

　　当记者问：那么湖北、江西、河南和江苏等地也出现一些因食用三鹿奶粉而出现肾病的婴儿又该作何解释？难道全国这么多的省份水质都有问题？这位刘小姐支吾半天说不清楚后称“这仍可能是与水质有关”。

　　↓面对消费者

　　三鹿缺乏足够社会责任感

　　3月份接到消费者的反映，6月份反映的人越来越多，8月份偷偷摸摸地停产。从三鹿自己公布的信息来看，这家企业对于自己的奶粉有问题早已知情。

　　那么在长达3个月多的时间里，为什么没有全部收回？为什么没有告知消费者？

　　9月12日上午，当记者的直接点名报道被各大网站大量转载后。三鹿集团向新浪网和人民网发了一个问答式的回应，声称自己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没有证据患肾病婴儿与喝三鹿奶粉之间有必然的联系。

　　早知道自己奶粉有问题的三鹿此时仍然发出这样的声明，显然是想作最后的垂死挣扎。这也可以看出，死到临头的三鹿仍没有一点点回头是岸的悔意。

　　直到12日晚上近零时，记者抵达兰州机场，一开手机就接到同事的短信：三鹿决定召回8月6日前的婴幼儿奶粉。

　　心虚的三鹿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是一个迟到的正确决定，但一切都可能无法挽回。

　　对于一个牵涉到婴儿健康的食品企业来说，没有一个母亲敢把自己的孩子用作一个拒不认错企业所生产出来的奶粉的试验品。因此，早承认早死，晚承认晚死，结果一样，死法不一样：早死的话，人们在伤心的同时还会夸一句“有勇气、负责任”；垂死的话，没有同情只会落得骂名。

　　三鹿的网站上介绍自己时说，经中国品牌资产评价中心评定，三鹿品牌价值达149.07亿元。149.07亿元，用了半个世纪的积累。149.07亿元变成零甚至负数，只用了半年时间。

　　写至此处时，我心中没有丝毫的窃喜，而是有种莫名的悲伤。

　　然而，在采访过程中，我看到家长们哭着把不到一岁的孩子送进手术室，看到5毫米的管子从痛苦的婴儿的尿道里插进去时，对于报道让企业垮掉我少了一些负罪感。


注：这是《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为自己9月11日的报道《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所写的一篇“后记”。

[ 本帖最后由 mr5hate 于 2008-9-26 20:12 编辑 ]

这个国家要说谎言才是正常，说真话是不提倡的，是犯法的。
这要多谢老大哥苏联传过来的“好传统”了。

拜托，您是真的看不懂还是假的？

原文里说做上被告席，是指被企业控告，充其量是民事诉讼，而且仅仅是记者自己的担心而已。怎么到你那儿就成了政府不让说真话，说了真话要坐牢？

请问，到底谁在说假话？

请问阁下活在哪个年代？中苏翻脸是1960年代的事了。现在的很多“好传统”是跟美国老大学的。

再请问，这个余云是联合早报的，他公然说假话，又是谁逼的？

“特供”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在政治课上，当时是苏联初期因为一位粮官饿晕在岗位上，列宁同志特别为国家的政府官员建立了一个特供食堂，老师说：这是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然而，列宁的接班人斯大林在苏联稳定后不仅没有取消，反而进一步扩大，直至苏联的灭亡。
我想问：政府官员是否有权利享有特供？多高的官才能拥有特供？特供是专给特殊人物的供给还是给官员供给那些品质高于一般食物用来享受的？

中国的政府有没有特供？反正说有就有人信，说没有就是说假话。

现在的人，都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作者说一位上海记者还是冒着可能被控告和坐牢的危险，勇敢地率先点了三鹿的名。

你首先说真新鲜了, 谁告诉你上海记者冒着可能被控告和坐牢的危险了?

我ZT记者文章说面对这样一个国有民族品牌，我有过很多的顾虑和挣扎。这篇报道，可以让一个企业面临灭顶之灾，到时，我不但要坐上被告席，还会成为千古罪人，甚至会被人扣上打击民族品牌的罪名。

　　虽然意识到各种风险，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做出了“点出三鹿企业名字”的决定，否则我总感觉到良心上有些不安。我不是说我有多高尚，我只是想说出一个事实。在这个社会，面对着各种诱惑与风险，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也并不容易。

你马上改口怎么到你那儿就成了政府不让说真话，说了真话要坐牢？

请问作者，记者，以及我有那一段话表示政府不让说真话，说了真话要坐牢？请你明确指出来，证明你不是信口雌黄。

我想问一句，记者所说的“坐上被告席”是什么意思，你看得懂吗？

不看原文的上下文，但挑出“坐上被告席”这几个字，改成“冒着可能被控告和坐牢的危险”这不是信口雌黄，这是什么？

请问，“坐牢”这两个字是哪里来的？那位记者有说过吗？

把别人没说过的话，硬塞到别人的嘴里，这算什么事？

[ 本帖最后由 我行天下 于 2008-9-27 21:38 编辑 ]

你也不用跟我玩字眼。坐上被告席，可以仅仅是民事诉讼。
记者写的这篇文章对一个企业可能会产生致命的影响。企业会采取什么报复行动，都很难说。万一情况没摸准，对方提出侵犯名誉或诽谤之类的诉讼非常有可能。

可那个余云别有用心，非在控告后面加上“坐牢”两个字，意思就大大不同了。

坐牢，那是刑事诉讼的结果。记者报道一个企业的消息，怎么可能会惹上刑事诉讼？

刑事诉讼难道不是政府出面吗？余云不就是想说中国政府压制言论自由吗？可到底有这回事吗？

请问余云说了什么假话?

说那些大脚印是电脑三维制作的是假话？
说假唱是假话？
说由三聚氰胺揭开的黑暗里，儿童是最大受害者的现实是假话？
说建立和维持执政党的道德权威，靠屏蔽删除互联网是没有用的是假话？
说在舆论压力下将一个个高官“问责”，也并不能平息众怒是假话？
说目前常规种植业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在常规畜禽养殖过程中则普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常规淡水或近海养殖的水产品又被各种水污染所侵蚀，全民都面临食品安全威胁是假话？
说中共领袖们接受“特供”是假话？

你在意的应该是最后一点吧，就像你说的，中国的政府有没有特供？反正说有就有人信，说没有就是说假话。

问题是为何会有那么多人选择相信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你是说在中国被控告侵犯名誉或诽谤之类的民事诉讼，被告或者答辩人如果罪成，是不会被判坐牢也不用坐牢的?

那的确需要熟悉中国法律的网友来澄清了。

记者的后记写的清清楚楚，他的压力来自于他认为事关一个民族品牌的生死，所以他可能面对一些人的指责，也可能面对企业的控告，还可能遭到利益团体的报复，别忘了一些地方的黑社会势力也很强。

你大概根本想不到，为什么会是上海的记者第一个在报道中点三鹿的名吧？

非把这件事无中生有的说成是国内没有新闻自由，记者是冒着被控告和坐牢的危险，这不是说假话，这难道还是真话不成？

民事诉讼难道会坐牢吗？新加坡是这样的吗？

关于特供的那条新闻已被证实是假新闻。纯粹是有人在造谣，根本找不到出处。

不管你说了多少实事，都不能证明他说的那句假话也是事实。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吧？

谁说不会?徐顺全不就坐牢吗?

讲是假，就一定是假，不需要用事实证明！
反正“我行天下”！！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