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蕴
　　刘国栋教练与新加坡的乒乓“缘分”戛然而止，终止符定格在新加坡女乒团首获银牌的结点上。在管理权争议与薪酬争议的迷局里，产生了这一幕鸟尽弓藏的遗憾。新加坡女乒团的命运，何去何从？伦敦奥运奖牌，是否会成为这种争议下的代价？

　　民意对于未来奥运奖牌的本土性诉求，似乎成为这幕争议的前奏与注脚。正如乒总会长李美花的表态，未来新加坡国家队中会有更多本地人才。对于新加坡而言，这比奖牌的刺激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但是，真正令“刘国栋事件”成为难以挽回的局面之根源，应该是中国和新加坡两种管理体制和价值观在新加坡的冲突，虽然目前只发生在体育领域。

两种体制都有自恃的优越性

　　中新两种管理体制都有其自恃的优越性：中国乒乓体育事业无可挑剔、所向披靡的成功，新加坡的行政管理体系也无可争议的卓越而高效。

　　中国教练所坚持的“技术型管理”，是带有“军事化”、“家长式”色彩的技术指导与管理控制的双重赋权。教练对于运动员包揽一切的训练思想，其潜在的科学性在于，只有对天才运动员的身心进行全方位的操控，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潜能。

　　如果运动员对教练没有绝对的服从和完全的信任，各种“魔鬼训练”就变得无法执行，因此，运动员把自我意识让渡给教练，是一种必须且最佳的选择。因而，运动员的薪金、奖惩、乃至社交、恋爱，都成为教练必须监控的对象。

　　这种管理契合中国传统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徒型训导关系，强调运动员和教练之间的默契与感情。典型成功的案例就有刘翔和他的教练孙海平。

　　新加坡乒乓队实际上就有中国体育管理的影子，因此就出现了类似高宁在没有教练在身后的情况下，战力大打折扣的情况。最近中国媒体报道说，冯天薇表示，她在中国职业联赛中，刘国栋没站在教练席上，她就觉得不踏实。

如何领悟“管理”的认知与界定
　　这种中国式管制，其实也明显有专制和蛮横的色彩，从权力制衡的角度衡量，有着失控的隐忧。而新加坡以雇用中国教练的方式来引入体育技术，却未必接受他们所携的管理理念。

　　新加坡式的“行政管理”建立于一种“规避最坏状况”的基础，很容易发觉这种中国式管理的盲点。天才运动员并不必然都遇到天才且负责任的教练。新加坡管理必须确保杜绝有私心、能力不足的教练对于运动员的伤害，剔除不合格教练的资格，尤其要杜绝教练权力过大而产生的不良后果。

　　当然，更根本的原则是基于权力制衡的考量：技术指导权和行政管理权必须分开。这已经牵涉到新加坡对自己本土体育事业的天然权力范畴。

　　所以，我们很遗憾的发现，原来，两种体制和价值观一直处于紧张的拉扯边缘，而非互相借鉴和融合。刘国栋所不甘心的“羞辱条款”，就是从包办一切的父母官全能角色，降格为纯粹提供技战术指导的教练角色。

　　新加坡行政体系为之设计的权责范畴，不能发挥他的管理思想和优势所长。他所念兹在兹的管理权责，或许在新加坡行政体系看来，是一种权力欲过盛的危险倾向。他所秉承的“金牌至上”的原则，更很难说能和新加坡乒总未来的本土人才战略融合。勉强留下就变得毫无意义。

　　在新加坡的行政体系内，在尊重爱惜人才的前提下，任何职位也是可以替换的。无疑，刘国栋是可以替换的，无论他对夺银的功劳是多么的大。

　　然而，如果中国的乒乓项目在未来依然强势，如果来自中国的教练和运动员依然是乒乓人才输入的最佳选择，这两种体制的矛盾，就不会因为更换教练而一劳永逸的解决。只有双方尊重彼此成功的“存在即合理”性，抛弃过度揣测彼此价值观立场的前置预设，如中国管理的蛮横弊端，或新加坡行政的技术缺失，才能有真正沟通和了解的可能。

　　而且，我们要重视两国之间的优势互补的惯性——新加坡一直担当中国的“行政管理培训中心”，而中国则一直是科技和文体领域“技术性人才输出大国”。这种惯性，令中国在某些特殊的优势领域的“管理输出”的实力，不易受到重视。

　　尤其是，宏观上中国政制和行政管理的滞后，意识形态与西方分歧，会导致局部的“管理输出”蒙受负面形象。

　　新加坡倡导一个开放、包容和价值观多元的社会，其谦卑的学习的姿态是它保持持续动力的优势所在。其实，两种管理思想都有其合理和优越性，关键在于，如何充分领悟彼此对“管理”的认知与界定。

作者任职于新加坡华乐团，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知道新加坡有多少外来教练吗?一个劉事件就能解读成"管理体制与价值观差异"吗?
按照这种逻辑,同在屋檐下,留在本土发展就不会产生问题吗?

这篇文章,作者的阐述比较客观, 喜欢和这样的持不同意见者交流, 能够让我们了解别人对相同事件持的是什么看法, 也能够让我去思考一下以前没有想过的问题.  不象那些自以为是, 强词夺理的贴子, 纯是污我眼目.

不奇怪，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采用这种专制和蛮横的管理。新加坡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

还记得以前看过的电视连续剧，小路纯子吗？日本拍的，那时候风靡一时。

外国的教练员自然带来他们的管理和训练方式，中国女排最早获奖得益日本教练的帮助，没有人说什么不同国情不同管理方式。

还记得我转过的那篇刘国栋感谢乒总的信任吗？，是李美花之前的管理层，那时候怎么没有什么管理方式与国情问题？难道不是原来的国情与原来的管理方式吗，只是换了人做大而已。

貌似现在的新加坡乒总要找的教练赢不赢球没关系，听话就行。

[ 本帖最后由 焚琴煮鹤 于 2008-10-30 13:14 编辑 ]

一个48年都那不到一块奖牌的国家, 还谈什么管理优势?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同意. 我也觉得新加坡没有多少人权, 人权不该只和选举挂钩的, 所以不能说人们有选举权就是有人权了. 就好象现在的电费涨价, 我听到的为什么不降价的理由是电费要和油价的期货价格挂钩, 不能和现在的市场价挂钩..

那很多国家还派官员来这里学习各种管理技术，不是更奇怪吗?

其实可以等三个月后再来看看电费有没有调整，然后比较全年的电费是否真如有关当局所说，能更替民众省钱。

噢，是吗？都是哪些国家来新加坡乒总学习各种管理技术？

不要说乒总，所有的体育协会和总会吧，都有哪些接待过外国官员来学习的？请先生一定赐教。

先生客气了，赐教不敢，互相讨论无妨。

一个48年都那不到一块奖牌的国家, 还谈什么管理优势?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你一开始用的不是总会和体育协会，而是国家二字，既然是指国家，自然包括各种方面，所以我才会说很多外国官员来新加坡学习管理技术，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而现在既然你说明是总会和体育协会，新加坡应该无法像外国一样向国外输出教练，但体育世界的层面很广，不单指比赛本身。越南，柬埔寨等国家举办区域运动会时，新加坡的确曾经应他们要求提供在管理方面的协助，而在举办奥运投票大会，和奥委会在新加坡得到奥青会主办权来新加坡视察时，他们都对新加坡的主办和管理能力给于肯定。

48年都拿不到一块奖牌那也不太正确，应该特指奥运，因为在东运，亚运，共和联邦运动会，世界单项比赛如保龄球，个人帆船，武术，台球等等，新加坡都拿过奖牌。

新加坡开始建国时，借鉴参考很多国家的管理方法，也请了外国顾问提供意见，最终形成了一套新加坡式的管理方式，而因为一开始注重在经济民生，对运动文艺有所忽略，近年来通过引进不同层面运动人材，再和新加坡式的管理方法揉合在一起，希望能为新加坡未来的运动前景带来更好的成绩，个人觉得这是好事。

这里的管理，应该是特指，体育方面的管理。

是的......此管理, 与彼管理不同.....

相信新加坡会向一些落后国家输出管理经验.......不过在竞技体育方面(不谈群众体育), 还有在主办大型赛会的组织方面......新加坡应该多向中国学习才对.

这么说，新加坡在体育方面还帮助过不少后进国家。这很好。

不过，这篇文章谈的是中国教练和新加坡兵总之间的管理之争。
您认为，一个48年才刚刚靠乒乓球拿到奥运银牌的国家，与一个奥运金牌第一的国家，兼一个传统乒乓强国，比较什么乒乓运动的训练和比赛管理的理念差异，是不是头脑太过发热？

但不能忘记的是，接替现任教练的未来男女队教练将同样是来自中国，这代表乒乓总会绝对承认中国在乒乓运动的优势，但也在进行改革以更符合乒乓总会未来的目标和做事方式。我想叶蕴的文章已经很好的点出了双方在一些理念上的不同。

你落入了一个圈套
——新加坡确实有很多值得学习的管理经验，但不是所有领域的各种管理经验都值得学习和推荐别人学习。

也许日本足球的崛起是一个更能借鉴的例子。
日足在组织球会阶段，的确引进了不少欧洲和南美知名球员，
但在进入成熟阶段时，日足靠的还是日本球员，外援完成任务后已退居幕后。
新加坡应能走这样的路，体校的一些学生已开始成长，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这个问题不妨请刘学敏回答——
继续聘请中国教练，乒总是基于什么考量？这个原则那个精神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