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验证大屠杀，是太平洋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屠杀事件，它与菲律宾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一起，共同被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屠杀平民的三大惨案。战后，每年的2月15日，即日军占领新加坡的那一天，成千上万的新加坡人都会来到纪念碑公园，焚香烧烛，祭奠亡灵。
为掠夺东南亚丰富的资源和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统治，日本帝国主义在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后的第二天，派遣以寺内寿一大将为司令的“南方军”，按既定的侵略计划，向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关岛、威克岛、吉尔伯特群岛以及香港发动了进攻。南方军下属的日军第25军在山下奉文中将的指挥下，于1942年1月7日攻占马来亚首府吉隆坡后，继续南下进攻新加坡。2月15日，无能的马来亚英军司令珀西瓦尔中将，在山下奉文的恫吓胁逼之下签署了投降书。约8万名英军（包括澳大利亚军、印度军、马来义勇军）放下武器，成了约2万极度疲惫、弹药极为匮乏的日军的俘虏，闻名世界的军事要塞“狮子城”新加坡就此沦陷。
罪恶的策划
占领新加坡后，山下奉文当即把全岛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市内4个占领区。东部由西村琢磨中将的近卫师团管辖，中部由松井太久郎中将的第5师团管辖，西部由牟田口廉也中将的第18师团管辖，市区则由市川少佐和宫本少佐率领的两支警备队以及大石正行中佐率领的第2野战宪兵队管辖。第5师团的步兵第9旅团旅团长河村三郎少将被任命为市区的警备司令
随后，山下奉文同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参谋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划了一道肃清命令（即所谓“大检证”）。命令用最快的速度传达给全岛所有的日本占领军，要求在三天内肃清华侨中的以下人员：
1、曾经在南洋华侨筹赈会中积极活动的人士；
2、曾经最慷慨地捐输给筹赈会的富裕人士；
3、南洋华侨救国运动领袖陈嘉庚的追随者以及校长、教员和律师；
4、海南人（在日本人眼中，海南人均属共产党分子）；
5、凡在中日战争以后来到马来亚的中国出生华人（他们被认为或参加过抗战，或厌恶日军侵略及逃避日军征用而离开中国的）；
6、凡是纹身的男性（在日本人看来，纹身的男子都是私会党徒）；
7、凡是以义勇军之身份，替英军抵抗日军者；
8、公务员以及可能亲英之人士；
9、凡是拥有武器，并尝试扰乱治安之人士。
2月17日，山下奉文对刚报到任职的河村三郎说：“为了支援其他方面发动新战役，部队必须马上调用许多兵力。但是，到处都潜伏着持敌对态度的华侨，企图妨碍我军作战。现在，我们要先发制人，把他们连根铲除，以绝我军作战的后顾之忧。详细部署由军参谋长下达……。” 接着铃木中将向河村三郎下达了“肃清”华侨敌对分子的命令，明确指示：“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处置（死刑）”。
这场野蛮大屠杀的罪恶计划，其实是早有预谋的，它被认为是对新加坡、马来亚华人支持中国政府抗日的“膺惩”行动。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新加坡、马来亚华人纷纷支持祖国抗战，230万新、马华人每月捐款寄给国民政府的金额达420万元国币，平均每人每天捐款近2元。据华人领袖陈嘉庚估算，抗战初期5年，华侨直接汇款回国给家人加上义捐之数达到50亿元。据何应钦称，1939年国民政府全年战费为18亿元，由此可见南洋华侨的贡献。
在人力方面，许多华侨更是纷纷回国参战，如 1939年在陈嘉庚的发动下，有3193名司机分九批由海路到昆明参加重修滇缅公路的艰巨工作。此举早为日军间谍报告日本军部，日军上层据此认为，马来亚、新加坡华人都是抗日分子。
早在进攻新加坡之前，日军便在马来半岛上开始了对华人的屠杀。日本侵略军沿途所到之处，以“间谍”或“抗日分子”为名，将来不及逃生的华人或直接捆绑在树上加以杀害，或捆绑起来留待后续部队加以杀害。即使是那些躲藏在橡胶林或山洞里的华人，日军一经发现，也立即加以残杀。
当时，日军从新加坡的日本侨民和柔佛州警方有关人员那里得到了—份《抗日华侨名册》，这份《抗日华侨名册》是份人名录，其中三分之—是个人履历表和相片，另外三分之二则仅有姓名。据说上面记有百余名抗日团体的负责人、委员、重要会员的姓氏和住处。山下奉文命令，各部队按名册抓人，计划杀掉华侨五六万人。
一场继南京大屠杀之后的又—次对中国人的大屠杀开始了，新加坡的七八十万华侨顿时陷入了惨绝人寰的炼狱之中。
五道鬼门关
从2月18日开始，残酷狠毒的大“检证”开始了。日军对新加坡市区进行划区封锁（禁区），命令各区华侨，不分男女老幼，携带一周粮食，前往7个集中地接受所谓的“检证”。然而心存疑惧的华人，几乎没有人主动前往集中地。于是日军架起机枪，并由日本宪兵进行挨家挨户搜查，把没去禁区仍呆在家里的华人全都赶出家门。事后，在各家门口用粉笔写上“宪”或“检”作为搜查完毕的标记。最惨的是后港区，日军以领取良民证为幌子，将华侨诱骗至集中地，结果，许多人是一去不复还，致使幸存者遗恨终生，许多家是被一网打尽，断子绝孙！
不到3天，7个集中地的学校、工厂、住宅、街道都挤满了华人。拥挤在一起的华人，白天烈日曝晒，夜晚寒风侵肌，在不时响起的枪声中忍受着饥渴和痛苦的煎熬，在死亡的恐怖中，心惊胆战地等待着审查。仅仅几天里，就有一百多人被挤死，闷死。
据许多文字记载，各集中“检证”最典型的例子，要数爪哇街的“检证”。据亲历者回忆，这里的日军，别出心裁地给每一个华侨都设下了五道鬼门关。
所有的被检人员，在填好了自己的履历表后，就进入第一道“关”。在这里，有数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虎视眈眈地监视着你，受检者则必须蹲在地上，排成一列。在居高临下的威慑之下，每个人仿佛一下子进入了地狱之门。
第二道“关”，受检者必须先向关口上坐着的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宪兵先三鞠躬，然后递上自己的履历表，接着在日本宪兵恶狠狠地逼视下接受审查，如：日本宪兵问：“蒋介石和汪精卫你喜欢哪个？”回答说汪精卫，便受欢迎；如果说蒋介石，就意味着毒打和拘留。还有被问道：“你知道陈嘉庚吗？”若说“知道”，立即就遭到追问；若说“不知道”，则立即遭到毒打。
把守第三道“关”的，全是汉奸、叛徒，或者是早先潜伏在新加坡的日本特务。他们都是知情人，对哪些人参加过义勇军、向中国政府捐过款、发表过抗日言论，都一清二楚。他们干这些出卖祖宗和良心的勾当，当然是见不得人的，因此一个个都用纱布蒙住了脸。当受检者经过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若点一下头，就立即被拘留起来；或摇摇头，你就算又通过了一道鬼门关。
把守第四道“关”的是几个日本宪兵，他们似乎对上—道“关”汉奸、叛徒的检查并不放心 又还要对前面的各道手续，再作一次核实。如无问题，才准许通过。
最后一道“关”，也是由日本宪兵把守，受检者出来时，必须向他们行鞠躬礼，以示“皇军”恩典，如稍一疏忽，就要吃巴掌、挨枪托、或罚跪，受尽惊吓和侮辱。许多侥幸闯过这五道“鬼门关” 的人，许多年后想起来都还后怕！
尽管有《抗日华侨名册》，有汉奸的协助，但要在如此短的三天时间内，从七八十万华侨当中，检出五六万名抗日分子，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既然有了生杀大权，各部队为了完成任务，就可以充分发挥“创造性”，用最简单最儿戏的方法去草菅人命，因此，各部队的“检证”标准无奇不有，有的只盘问职业；有的则观察容貌；有的干脆抽签；有的全靠蒙面的汉奸随意指点；有的玩弄鬼蜮伎俩，用花言巧语诱骗受审者。总之，华侨是生是杀，完全随“皇军”的意志支配。各部队究竟检出了多少人，恐怕当时连山下奉文也不清楚。
大西觉少佐管辖的分队，负责惹兰勿杀地段的“检证”。2月22日，马来方面作战主任参谋政信前来巡视时，专门询问了部队检出的人数。大西觉回答说，检出了70名。政信一听大为光火，当即大声斥责道：“你还在磨蹭什么？我的意思是要全新加坡一半人（的命）！” 于是，大西党分队便变本加厉，一下子抓了几千人，载了几十辆汽车，拉到樟宜海滨去屠杀，遂使樟宜海滨成为新加坡大屠杀最主要的屠场之—。
血腥的“检证”持续了约一周。在此期间，那些在审查中被认为是“肃清对象”或惊慌失态和神色可疑的“嫌疑分子”都被日军残忍地杀害；他们有的每两人双手反绑或多人捆成一串，被用船运到海上推下海淹死；有的押到海边被逼着朝海里走去，日军再用机枪扫射或用刺刀捅死；有的则先在日军刺刀逼迫下挖好深沟，然后成排站在沟里被逼迫喝毒药毒死，不喝的人就被枪杀；甚至有的则被枭首示众，血淋淋的头颅挂在闹市处，旁边还贴着“斩奸状”，上面用英语、马来语、汉语、印地语四种文字写着：“这家伙因刺杀日本兵被处死刑”，其状惨不忍睹。
被杀害的华人中有马来亚各界抗敌后援会副会长、抗日妇女团体领导人田翠英，援英义勇军华侨部队领导人叶丙玉等知名人士。有的祖孙三代或父子兄弟全被杀害了。
海南华侨是被重点搜杀的对象，因而遭难的比例特别高，海南华侨聚居较多的芽笼区“检证”，就是新加坡华侨惨遭屠杀的典型例子，1947年4月发表的《新加坡大“检证”案战犯审讯记》曾有这样的记述：“芽笼区则为日军施虐最残酷惨毒之地区也。华侨居民不问男女老幼，均被驱步行往直落占老之英校草场，忍饥耐渴，曝日露宿。凡二日，妇孺乃得释回。男子蹲踞草场，任曝骄阳，稍一动弹，拳足交加，甚或驱上罗厘（货车），每车三五十人不等，一去不返。及至22日，凡经检出之教员及识字者、公务人员、义勇军、南来不及五年者、有五万以上资产者及海南人等，均被载往锡叻七里半处屠杀，为数之众，为各区之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