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一下民主与经济，也就国家政治制度与老百姓餐桌上的“面包”之关系。我想先回到不久前写戈尔巴乔夫的一篇文章（《一位让人感动与感叹的共产党员》）。围绕戈尔巴乔夫始终挥之不去的是这样一个疑问，如果他的民主改革真的那么深得人心，为什么在他执政六年多之后，败给叶利钦，灰溜溜离开克里姆林宫？当时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他的支持率竟然跌到了10%以下。

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他吊起了民众对民主自由的胃口，却不愿意跨出最后一步。戈尔巴乔夫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民众却不知道他要把大家带到哪里去。在上台后的前五年时间里，由于锐意改革，他的声望如日中天。是他，给了苏联公开性，给了民众部分的自由。所以，当来自党内的极左派向他挑战，要夺权的时候，他说：“人民已经不同了，他们不会忍受你们的专政，同意失去自由，失去这些年得到的一切”。

戈尔巴乔夫的判断没错，然而，他却想不到，如果代表民主派的叶利钦把这句话修改一下，也是没错的：尝到了自由甜头的人民，固然不会容忍失掉这些年已经到手的，可他们同样无法容忍迟迟得不到那些还没有到手的，包括追求民主的自由。结果，戈尔巴乔夫输给了叶利钦。

上面这个说法也是政治学者与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因为他们知道，历史记录的伟人永远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人类做出贡献的（华盛顿、林肯、甘地、拿破仑、曼德拉、丘吉尔、孙中山等等），你看到多少伟人是因为让人民解决了温饱而名留青史的？

可是，现实在海没有变成历史之前，还是很“现实”的。在现实世界里，大多数普通民众更关心的永远是桌子上的“面包”，是经济。这一点我们在聪明的克林顿那里得到了证实。当他干满四年还不过瘾，又想竞选时，他遭到对手的攻击。为了回击对手攻击，他向选民喊道：“你是否比四年前过得更好？”答案是肯定的，所以，他再次当选。他的对手就闹不明白，这个当时已经传出无数绯闻、把白宫搞得乌烟瘴气的毫无建树的年轻人怎么在白宫一呆就是八年？“傻瓜，是经济！”----这是当时流传于克林顿阵营的口头禅，也是金玉良言。在民主国家能够拉住当时选民的永远是经济，不是政治。但能让历史和后来所有的选民记住总统功绩的，是政治，却不是经济。

“你是否比四年前过得更好”这句话并不是克林顿的原创，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底就被叶利钦阵营用过多次。当时他们就是这样对付执政了五年的戈尔巴乔夫。他们在辩论、会议和群众聚会上，不停地问大家：戈尔巴乔夫上任五年了，你是否比五年前过得更好？你们的收入增加了吗？你们餐桌上的面包更多了吗……

戈尔巴乔夫上台五年后，因为政治民主化改革造成的政治动荡，以及各地起伏不断的罢工，更多的是这个陈旧过时的经济体制积累下来的旧账，经济在下滑，民众餐桌上的面包在减少。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不懂经济的，他是苏共最高领导人中唯一从主管农业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对民众的疾苦更是深有感触，但他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政治改革入手。他早在上台之初就发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大毛病所在----所谓的公有制。他说，社会主义的财产是被主管部门随便浪费，说是全民所有，其实是“无主的”免费使用的资产……所以谁也不把它当回事。“在很多场合下，成了争取非劳动所得的来源”。当时是1985年，很少有共产党领导人有此清醒的认识：所谓公有财产，其实是谁都不拥有的、谁都可以贪污、挥霍与浪费的财产。

可问题在于，纵览戈氏传记与自传，包括他几位得力的经济智囊在内的著作和发言，确实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像样的经济改革。在已经解密的文件中，苏共高层很少提及当时唯一可以作为苏联经济改革参考的中国经济改革，当然，当时的中国经济改革也陷入困境，可总有参考价值啊。后来逐渐出来的经济统计数据更显示，戈氏上台时的1985年，是苏联建国60多年来，经济相对不错的时代。和中国当时文化大革命之后百废待兴的局面并不相同。

“你是否比五年前过得更好”这样煽情的问话把戈尔巴乔夫一下子边缘化了，也让人见识到民众的“无情”。其实，他们当然比五年前过得好，他们再也不会回到随便被枪杀、被送到劳改营的斯大林时代，他们拥有了公开聚会并公开表到对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不满的自由，他们还拥有了罢工的自由，他们甚至可以选举投票了……这一切，仅仅在五年前，他们连想都不敢想啊。可是，当温饱受到威胁的时候，民众更关心的是确实是餐桌上的“面包”。历史虽然公正，现实有时却很残酷。林肯总统之所以受到万世敬仰，是因为他给了黑奴们自由。而当时，有相当一部分获得自由的黑奴，付出的代价却是当奴隶时有保障的温饱……

今天为什么谈这样一个很大的话题？有不少读者给我写信，说他们受我影响，试图向周围人传播民主与自由的理念，可却常常受到周围亲戚朋友的白眼。他们得到最多的回应是，现在日子过得比以前好多了，什么民主自由，你们不要再折腾了。

读者在来信中说很不理解，有些向我抱怨道：中国人难道就知道吃饱肚子？我们真和欧美人民不一样？老杨头，中国可能真不适合民主……

我想对这些朋友说，你们做得没错，应该坚持下去。但那些人对你们的回应也没错，不要怨天尤人。俄国人和希腊人也希望吃饱肚子，这有什么不对呢？而欧美人和我们也没有多大区别。估计大家都看过当今民主制度三个发源地的历史故事：英国、法国和美国。在我们大陆读者阅读的文献中，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等等直接促成了现在民主国家的诞生，这没有错。但正如我前面所说，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们永远把眼睛盯着政治，无形中影响了我们的判断。例如，读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你会觉得，他们走上民主道路都是顺理成章的。启蒙者和思想家一下子就把民主和自由带给了那三个国家。

我想请大家回头去看一下，英国的民主运动、法国的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都是由什么直接引起的？答案很简单：经济。而且几乎都是在经济遭受打击时（例如英国要加征美国殖民地的税又不给代表权，以及法国的自然灾害造成颗粒无收，农民冲进巴黎推翻王朝等），民众的激情被调动起来，然后才有启蒙者和政治家们乘机举起了自由与民主的大旗，引导民众。你看，能够吊起广大民众胃口的永远是“面包”，而不是“自由”、“民主”这些不能当饭吃的东西。

可是，有人说了，中国历史上有无数的农民起义，就是近现代，揭竿而起的也不少啊，可结果呢？要就是换汤不换药，要就是一代不如一代：民国不如清朝，XX不如民国……那就是我想说的，自下而上的运动，在大家能够吃饱肚子，特别是“面包”一直在增加的时候，很难实行；而等到没有面包的时候，如果民众和精英并没有接受更先进的理念（如自由、人权和民主），即便自下而上了，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是今天的第一个启示：作为微不足道的个体，我们至少能够做到：坚持不懈的传播自由与民主的理念……

当然，在“面包”还充裕的时候，是实行上下结合的改革，甚至自上而下的变革的最好时机，只是，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这个最好的时机，并不是没有危机和风险的，这需要有大担当的政治家，历史的伟人站出来。最终促使他们站出来的除了他们自身的因素外，更重要的依然是普通民众和精英们的民主素质：我们自己准备好了没有？

所以，今天的第二个启示和第一个一样：作为微不足道的个体，我们至少能够做到：坚持不懈的传播自由与民主的理念……

恒均博客

又是一篇令人费解的文章.......逻辑不清, 事实方面也有漏洞.

比如, 杨恒均怎么会认为"获得自由的黑奴，付出的代价却是当奴隶时有保障的温饱……"?

当奴隶会有保障的温饱吗?! 美国黑奴的惨况杨恒均一点都不知道? 如果当奴隶比获得自由还舒服.......推翻奴隶制, 还会有正义性吗?

这么简单的道理......杨恒均都搞不明白? 还整这么一大篇文章......难怪会让人看不懂.

另外建议, 建议谈民主的人, 不要忘了发生在当下的, 活生生的例子......泰国!

民國不如滿清是笑話，民國無論在政治上比滿清開明民主在經濟也勝滿清。
　　還有，農民起義基本上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結果基本上都是差的。
　　中國史上的正面革命／起義，除民族復興革命式的農民起義（比如大明伐元）幾乎皆是知識份子或貴族帶領、農民支援的。基本上農民只有在知識份子或貴族的領導下方能成事，否則基本上大多只有搞笑破壞。
　　唯一的例外是異族政權下的農民起義，因那不是階級革命，是民族革命、中華復國。
　　階級革命是一種內部分裂，是自伐的愚蠢行為。

泰国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泰国的军队、警察太弱？太仁慈？
那你对泰国有什么好建议吗？

阅读能力有问题。
不懂就好好理解这句吧：


在大家吃饱，住好，的情况下，有谁会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抗争呢？
历史变革，通常都是当大部分人民的最基本需求难以满足下发生。
各个历史时期大部分人民的基本需求会有所不同，举个例，奴隶社会后期，人民的基本需求之一就是人身自由。
各个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人民的基本需求也会有所不同，就像美国人与中国人的基本需求不同，如果现在禁止美国人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话，肯定会暴发起义，但在中国却不会存在这种情况。

[ 本帖最后由 SG00001 于 2010-5-19 02:18 编辑 ]

黑奴的生活应该是不惨的，如果我是奴隶主，我会让我的奴隶吃不饱睡不好去劳动吗？就是有监工，吃不饱睡不好的奴隶的工作质量也是没保证的！
奴隶的惨状是在人身上的不自由，获得人身自由后的奴隶，必须自己谋求获得面包的能力，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这种能力比起原有的奴隶主和自由人来说是低下的，所以他的温饱未必有当奴隶的时候有保障！

实际上大陆的民众也大部分有这样的心理——都做稳了奴隶了，干嘛还要自由？

[ 本帖最后由 河蟹一号 于 2010-5-26 11:28 编辑 ]

没有什么好建议......只有一个教训, 民主不象你们想象的那么好! 难道不是吗?

你自己的阅读能力才有问题吧......

奴隶制度后期, 只有人身自由的问题? 你不懂历史.....最好不要胡说!  

你就算了, 杨总应该是懂历史的吧......否则成天写这么多文章, 难道是不学无术, 大言不惭?? !

历史不是想当然......你去查一下资料再说话!

建议那些想当然, 美化奴隶制的人, 好好读一读美国的近代史.  别以为美国的奴隶制会比别的国家善良......凭什么? 难道就凭你们对美国无可救药的好感?

建议你们去读一下美国文学作品《根》,《汤姆叔叔的小屋》等.....

摘要:美国女黑奴,在其特殊的生存环境下,被视为主人无偿的财产,她们可以任意被蹂躏、被拍卖、被鞭笞。不仅如此,她们还时不时的要面对夫离子散,骨肉分离的遭遇,她们的婚姻是没有法律保障的。即使在这样的残酷制度下,女黑奴并没有放弃争取自由的道路,为此她们前赴后继,不断努力。


引言

关于女黑奴在美国近代境况的研究,近几年史学界也有不少文章发表和撰写,但其中只有几篇是对女黑奴境况的论述。例如,1999年史学月刊第五期发表黄虚峰所写的“美国女黑奴生活状况的历史考察(1661-1863)”以及2006年1月第一期史学集刊发表陈志杰所写的“试论美国奴隶制时期的黑人家庭”而其他大部分文章都是在围绕女权来写女黑奴在战争中的觉醒意识。例如,首都师范大学于2004年发表的学报中有一篇是“战火中的玫瑰—从独立战争和美国内战看美国妇女”以及云南社科界国际交流刊物,学术探索1999年第六期总第五十四期出版的“战争重塑女性—南北战争对美国性别的影响”等文章都是大篇幅来写美国妇女在解放斗争中的英勇表现和女权意识的兴起。因此，对于女黑奴境况的研究,学术界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尽管原始资料缺乏,但我认为写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深远价值，是有可行性的。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我认为,第一,能更深刻的揭露出在美国“天赋人权”的口号下女黑奴所面对的悲惨生活。第二,充实一下自己匮乏的美国近代史的部分知识,掌握学术界近几年对美国女黑奴的研究动态。第三,在写作过程中,可与其他学科相挂钩,拓宽知识面,例如中外文学和社会学方面。

需要补充的是,在写作过程中也遇到了些问题，但在指导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也能及时得到解决。由于对美国的研究缺乏深入的探究和条件的限制,不能实地考察,所以在写作过程中会有不足或不对的地方,望读者谅解并提出宝贵意见。

一、美国黑人奴隶制的演变

在美国最典型的奴隶制要属黑人奴隶制了，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大的资本，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来进行开垦和种植，于是在契约奴无利可图的情况下，他们的手伸向了非洲黑人，资本家大肆捕捉黑人，把他们捆绑在自己的种植园中，黑人为种植园经济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这也是美国迟迟没有废除奴隶制的原因。黑人奴隶制从他的产生到结束，经历了两百多年,这期间，奴隶无时无刻不在为争取自由而战斗着，尽管争取自由的道路曲折弯曲，但是他们还是取得了解放的胜利。

1661年，弗吉尼亚议会通过了一次法律，把契约奴隶和黑人奴隶区别开来，前者定为定期奴隶，而后者则定为终身奴隶。于是，北部和南部的各个殖民地议会也先后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在此后的一个世纪内，都用法律的形式把黑人奴隶制固定下来了,他们制定了残酷的镇压奴隶的法令，奴隶主剥削奴隶的手段更是残不忍睹。因此，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黑人奴隶的起义是与黑人奴隶制同时出现的,最早一次起义发生于1526年南卡罗来纳州柏第河附近的一个市镇，其后的一百多年间没有关于奴隶起义的记载，这是由于当时种植园主所使用的劳动力是白人契约奴，到黑人奴隶合法后，黑人奴隶的起义再一次高涨，由于起义前赴后继，所以1733年奥格尔索普等人创建佐治亚殖民地时，禁止奴隶制。直到1749年，黑人奴隶制再度在该州兴起，从此奴隶制又开始恢复起来。

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的胜利，确立了资产阶级和种植园奴隶主的联合专治，美国同英国殖民者的矛盾解决了，但是种植园内阶级矛盾开始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废除了长子继承制、契约奴隶制等封建残余，北部七个州废除了黑人奴隶制，但在南部六个州仍然保存着奴隶制，积极参加战争的美国黑人，期望胜利后摆脱奴隶地位的理想变成了泡影，独立战争并没有解决黑奴制问题，1787年的《美国宪法》把黑奴制的存废问题当成各州自己的事情，并且明文规定逃奴必须归还原主，这实际上就是维护黑奴制，因此在独立战争结束后，在美国植棉业的推动下，黑人奴隶制也日益扩大。到南北战争前夕，美国的黑奴已增加到四百万人，共有十五个州是蓄奴州，当时美国的棉花大部分输出英国而且与日俱增，所以以黑奴劳动为基础的美国，在这种种植园奴隶制度下，黑人的肤色是被奴隶的标志，黑奴的生命极限是奴隶主进行残酷剥削的最后极限。他们经常带着锁链，百十成群地被驱使在种植园里或作坊里，担负极其繁重的劳动，他们的工作时间长达18至19小时，由于受这样的残酷剥削，一个原先很健壮的黑奴，只要六七年就会被活活地折磨而死，黑奴被当作主人的财产，可以由主人任意转让或拍卖，在美国南方的大城市里，都设有专门贩卖黑人奴隶的市场。

北方的雇佣劳动制和南方的奴隶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必然引起一系列斗争，北方要求废除黑奴制而南方要求扩大黑奴制，两种态度上的分歧使南北双方的斗争逐渐白热化。此外，无产阶级也是废奴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在南方由于贫富分化的悬殊并不是所有白人都是奴隶主，白人又被分为两个极端，只有一小撮是富裕的奴隶主，而另一极是为数众多的自耕农和“贫穷白人”他们同样受到种植园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因此他们也要求废除黑奴制，除此之外就是奴隶本身了，从奴隶制产生开始，他们就不停息的斗争着，他们用起义、逃亡和怠工等多种方式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

从19世纪三十年代起，在美国便展开了群众性的废奴运动。美国工人、农民、黑人以及部分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参加了这个运动，这些为解放黑奴而斗争的人，被称为“废奴主义者”，1833年，在费城成立了“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它是白人和黑人共同组成的全国性反奴隶制组织，废奴主义者组织了全国性的秘密团体，名为“地下铁道”帮助黑奴从南部各州逃往到北部自由州或加拿大。

1854年，北部诸州那些主张废除或限制黑奴制的资产阶级分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名为共和党与南方代表种植园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相对抗，1860年林肯当选为总统后主张废除奴隶制，于是南北矛盾逐渐发展成武装斗争，战争从1860年开始到1865年结束，北部资产阶级依靠工人，农民和黑人的力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消灭了黑人奴隶制。

南北战争虽在解放黑奴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然而，它却没给黑人带来真正的解放，他们在种族上、政治上、社会上、职业上、教育权利上仍受种族歧视，并且遭受“私刑”的威胁和“三K党”的迫害，列宁曾指出美国资产阶级在解放了黑人之后就竭力在“自由的”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基础上恢复一切可能恢复的东西，做一切可能做到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来达到它最可耻、最卑鄙地压迫黑人的目的，对黑人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使黑人问题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直到现在仍未解决。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独立宣言》宣布北美十三州脱离英国而独立，在代表人类独立、自由、平等法则的“天赋人权”口号声中，新大陆诞生了第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事隔将近半个世纪后，南北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是两种阶级和两种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对美国来说，都是为争取自由而战，为“天赋人权”而战，然而在两次战争之间的这段漫漫长夜里，“天赋人权”并没有赋予黑人任何权利。

黑人认为，只要能使北美殖民地取得独立，他们的日子就好过了，他们就不会再受到压迫和剥削，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战后美国建立起来的是资产阶级和奴隶主的联合专治，黑人奴隶并未得到解放，依旧过着苦难的生活，他们所受的压迫更加沉重，所受的剥削更加残酷，资产阶级在独立宣言中，虚伪的宣称什么保障“自由生命和谋求胜利的权利事实上他们伸向黑人奴隶的沾满血迹的魔手更加腥臭，他们的所作所为更加残暴无耻。”[1]黑人奴隶忍受着他们的欺压、凌辱、奴役、虐待他们没有任何权利，他们只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他们只是奴隶主无偿的财产。1862年约翰·罗克在一次要求解放黑人奴隶的演说中这样说“奴隶制通过二百四十年无法描述的痛苦，奴隶主从黑人的血液，骨头和肌肉中榨取了数亿美元，使这个国家大大发财制富......”[2]

美国的法律对于黑奴而言，从来都是不公平的，它用无形的手，将黑人永远捆绑在奴役之下，黑奴制产生之后，北部和南部各个殖民地都相继制定了残酷无情的镇压黑人的法规，剥夺了黑人奴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一切权利，黑人奴隶和从事劳作的牲畜一样，都是主人的财产，他们每天劳动到十八至十九小时，奴隶不得集会，不得占有或携带枪支（白人允许带枪支），除非有书面许可证黑人不得擅自离开主人的农场，并不得在法院对白人案件作证，逃亡奴隶必须送回原主否则就处以死刑，如有黑人殴打白人，不论谁是谁非，该黑人必须受四十下的鞭打处罚，奴隶犯重罪者，可以盖烙印、剪耳朵、阉割或处死，奴隶主杀死奴隶，不算犯罪，因为根据“奴隶主的逻辑，一个奴隶主除非为自卫，否则是不会杀害自己的奴隶的。”[3]“1656年，马里兰有一个奴隶主用熔化的铝液烫死了一个奴隶，法院却判决无罪，理由是这个奴隶是‘无可救药’的。1735年，纽约城约翰·普特鞭打一个奴隶致死，验尸的陪审官做出的结论是：该奴隶的死亡乃是上帝对他的惩罚。”[4]这是独立战争之前，奴隶所受的法律约束，独立战争之后，又对奴隶有了新的规定，奴隶不许拥有财产，不许读书写字，没有主人的允许不准结婚，不许擅离庄园，没有白人跟随不许成群活动，并且奴隶可以像牲口一样被随意买卖，一个逃亡的奴隶曾这样叙述道：“买主强迫我转身摸我的臂膀、大腿和屁股，他们在评论我的品质时，所用的那些专门术语，就跟赛马骑师谈到马时所通用的一样。”[5]

可见，奴隶主并没有将黑人奴隶当人一样对待，他们只是把黑人当作一种可靠的、廉价的，甚至是可任意打骂的发泄工作，“1862年在首都华盛顿流行的奴隶法典还规定，奴隶如犯有游手好闲，夜间外出或白天未经允许而擅自骑马者，得处以鞭打，割耳和烙上字母R等刑罚，如犯纵火或谋杀罪，则被剁去右手后处以绞刑，或被砍头后分尸四段，将首级尸体置于公共场所示众，逃亡奴隶拒不投案并进行拒捕者，可将其枪杀，类似华盛顿这样野蛮的法律在南部各州都普遍存在。”[6]

这里仅仅指出的是这个以“民主、自由”为幌子的国家所规定的奴隶制度，然而在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庄园里，每一个奴隶主又为自己设立了一套榨取奴隶的政策，例如他们不允许结婚的黑奴夫妇生活在一起，而是要让女黑奴睡在女主人卧室的地板上，以便随时为女主人效劳，“有一个女奴，她结婚十一年了却还没有被允许睡在女主人卧室的外面，”[7]有些种植园主会强行把还未断奶的黑人小孩送往乡间的种植园，因为他们不想女奴因照顾孩子而影响了自己的工作，更为可恶的是如果一个奴隶主买到奴隶中有相同名字的，那么他们其中一个就会被更改姓名，这也就意味着奴隶的亲人将永远失去与他们的联系。

用废奴主义者弗·道格拉斯所揭露的美国奴隶制来概述美国黑人奴隶的悲惨遭遇，是最恰当不过了，他说：“美国的奴隶制就是授予一个人得以运用和强行把别人的肉体和灵魂作为财产的权利，奴隶的处境简直同野兽一样，他是一份财产……他自己的美德、良心、智慧和感情，完全被主人废弃不顾。”[8]由此，我们勿庸置疑的明白了，黑人奴隶充当着工具，玩偶甚至连畜牲都不如的角色，面对为他们规定的法典，他们只有默认，因为支持这些法典的是皮鞭，烙铁、衔口铁、铁环、锁链、地牢、火刑和绞架，还有猎犬，稍不留神，他们就会受到一顿毒打甚至会失去生命。

从1661年奴隶制度合法到1863年奴隶制度废除，奴隶是终身为奴的，奴隶主为了更大限度的榨取奴隶身上的油水，总是不择手段的，他们起初是不管奴隶的生存环境的，源源不断的奴隶贸易给他们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然而当奴隶的价格开始猛涨时，当奴隶带来瘟疫和疾病传染时，资产阶级终于有了改变奴隶生存环境的决定，但也只是在谋取利益时的最细微的改变。

在奴隶制下黑人奴隶的命运是悲惨的而在这种悲惨之中，突出体现的是女黑奴的凄惨生活，她们比男黑奴更加艰辛、痛苦更加受限制，他们除了跟男黑奴一样从事强制性劳动外，还要忍受生育痛苦，忍受无视她们女性特征的虐待。此外成为白人男性的泄欲工具更是她们做女黑奴的“义务”。

在南部的种植园中女黑奴被要求与男黑奴做同样的工作，他们每天天刚亮就得起来，从八九点开始，凡能干活的人，都一块儿出去，分头干各自不同的农活，如种植管理、收获棉花、甘蔗、稻子、烟草等，还有耕地、扬场、砍树、拖木、锄地等一些粗活，他们就这样连续工作到天黑，遇到摘棉季节，黑奴们带上一只小袋和一个大篮子，天还不亮就到棉花地里，除了有十到十五分钟的时间吃一顿冷熏肉中餐外,其余的时间必须马不停蹄的干活,直到天黑看不清为止,那些第一次来这里干活的新手,往往在监工暴风骤雨般的皮鞭驱使下,尽可能快的摘棉花,当天晚上过秤时,他们摘来棉花的重量将成为日后每天上交的标准,每天收工后所有奴隶集合在仓库前将摘来的棉花过秤,一旦超过重量十到二十磅者,监工就要调整他(她)第二天的上交量,一旦不够重量那便是一顿鞭打,如果被发现在仓库里小睡,或者早上睡过了头,将受到不少于二十鞭的惩罚,除了圣诞节的一天或两天和星期日以外,星期六下午和这一年的其他时间奴隶们均没有假日,一般说来正处在生产期的女黑奴在小孩出生前3-4个星期内工作量相对减少，也较受鞭打，但通常小孩出生四个星期后，她即被赶入地里干活，与平常无异了，未断奶的婴儿交由家里4-6岁的孩子照看，如果家里没有能够照看婴儿的孩子,婴儿就随带地里。这里是一个前黑奴的回忆：“早上四点钟铃声响了，他有半个钟头的准备时间……女人们必须干跟男人一样的活，完成同样的工作量，如果种植园离家远，未断奶的婴儿整天带在地头，如果离家近，那么妇女被允许每天回去两三次，照看他们的婴儿。”[9]就这样每天从早到晚她们都在干活，有时候，在其他各州种植园主每周会发给他们一些口粮，如一配克（9.02公升）或两加仑（每加仑4.546公升）玉米，干活的男孩或女孩给予此量的一半，幼童给予四分之一，他们还得在劳动之后，自己碾磨玉米，自己煮玉米粥，除了水和玉米，没有任何作食的东西,没有面包、大米、鱼肉、马铃薯也没有奶油，所配给的玉米，也只够勉强维持生命，他们一天只吃两顿饭，第一顿在中午12点，没有桌子，端着盆站着或蹲着吃，不给饭吃也是时有发生的事，所有的黑人看起来都是食不果腹的，大多数衣着褴褛，住处肮脏，虽然他们所处的房舍的外部均用白浆刷过，看起来整洁划一，排列有序，但是房舍的内部是非常污秽阴暗和凄惨的，奴隶们没有灯火、柴火、毛巾、盆、肥皂、桌子、椅子和其他家具，甚至有些奴隶睡的只是终年潮湿的草席，一位英国旅行家在他关于美国南部的见闻录中这样说：“我们都认为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国家的各州监狱中的罪犯，在食物、衣着和住处方面，远远比奴隶的境况要好，在劳动强度方面也远比他们小而这些人的罪过只不过是他们的肤色比奴役他们的种族较黑而已。”[10]奴隶们所穿的衣服，无论大人或小孩，每年只是一件粗羊毛织成的茄克衫和裤子，没有衬衫或任何其他衣服，这是他们冬季的服装，他们夏天的服装是用更粗糙的棉布做成的一套同样的茄克衫和裤子……他们不允许学习读书和写字，没有游戏和娱乐，即使有他们实际上也没有时间去享受，他们的命运就是从早到晚连续不断的艰苦劳动……

到了奴隶制后期，如前所述，奴隶主发现奴隶的价值后，他们改变了奴隶的生存环境，不再是茅舍而是用粗臂的圆木搭建盖以木瓦顶，铺以松木地板，还附设烟囱，终年干燥、温暖。因为奴隶主知道，奴隶的价值取决于奴隶的健康，他们允许奴隶在小屋的附进开辟自留地，这样也促使了奴隶家庭的亲密，防止了逃亡现象的出现。

以上所述的状况，只是奴隶的一般年景，如果遭逢自然灾害严重之年，玉米歉收，种植园的供应缺乏，则奴隶们的生活待遇更差，如在1855年南部有许多州，特别是佐治亚洲、亚拉巴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出现了饥荒，人们愿意为一点点玉米面工作整天，但也被拒绝了，有许多人甚至以一种叫胡椒草的野草为食,饿死的奴隶尸体更是常有发现，在奴隶制度下，奴隶主不仅剥削了奴隶的剩余劳动而且剥夺了他们相当大的必要劳动，奴隶在棍棒和皮鞭的驱使下，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而他们得到的只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最起码的粗劣衣食，为了生存他们甘愿接受这种最低级的特遇，忍受饥饿、寒冷、疾病的侵犯，所以“奴隶制度是人类各种剥削生产方式中最残酷和最恶劣的一种，”[11]生存和生活环境的恶劣，不是他们所受折磨的极点，更大的痛苦来自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作为黑奴来说命运本来就是悲惨的，然而作为女黑奴来说，拥有女性特征的她们，所承受的是比男黑奴更加痛苦的心灵与肉体的折磨，如果说妻子生儿育女是合法的，那么这些没有任何地位甚至不扮演任何角色的黑人女子们，他们承受的又是什么呢？面对夫离子散、骨肉分离，甚至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女，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她们忍受着多么大的煎熬与痛苦。

在奴隶制早期，黑人奴隶所生的孩子是被当作负担的，一个黑人小孩从出生到把他训练成一个强劳动力所需费用很高，甚至比非洲购买一个成年男人奴隶的价钱高出许多，所以“在奴隶制早期奴隶主不鼓励奴隶结婚生育，后来奴隶主逐渐发现了允许奴隶建立家庭的益处，于是他们转而鼓励奴隶结婚成家，并认可他们的婚姻，”[12] “除少数主人出于某种特殊原因，比如找了黑人女奴作情妇，或为了在出售自己的奴隶时避免考虑保持他们家庭的完整而不希望奴隶结婚，”[13]多数人会鼓励奴隶结婚，即使是对奴隶抱冷漠态度的主人，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反对，因为一方面奴隶组成家庭更容易管理，主人可以把家庭作为分配衣食的基本单位而且有了妻儿牵挂奴隶逃跑或以其他方式抵抗的可能就会减少，例如“1745-1799年南马里兰的逃奴统计表明，黑人男子在20岁之前很少逃跑，但到了20岁以后，也就是到了结婚的年龄时，逃奴的数量增加，在25至30岁之间的已成家的奴隶中，逃奴的数量明显减少，”[14]这一则资料说明结婚的奴隶不易逃亡.另一方面，奴隶结婚后所生的子女又会成为主人的财产，托马斯·杰斐逊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一个每两年生出一个小孩的黑人女人比最能干的田间劳动力给主人带来的收益更大，因为她所生产的是新的资本而一个劳力的劳动成果总会消耗殆尽，”[15]于是贩买奴隶成为比使用奴隶更有利可图的职业，随之而来的就是繁殖奴隶。

美国除从非洲走私人口外，另一种增加奴隶的方法就是繁殖奴隶“马里兰州就是一个繁殖奴隶的州，在那里男人、妇女、孩子都是养着卖钱的。”[16]残暴的奴隶主把身强力壮的黑人当作“传种黑人”像牲畜一样从一个庄园送到另一个庄园去“配种”黑人妇女被视作“母畜”，十三、十四岁的黑人女孩就被强迫生育，据说，有一女奴隶连生双胎，在她四十一岁时，就已生育了四十一个……[17]也正因为如此，女黑奴价格要比男黑奴的高，他们的价格是按乳房的形状来估价的，女黑奴中的“姑娘”是最值钱的，1773年巴尔的摩奴隶主威廉·奥特的财产状况表显示，“一个叫南妮的25岁姑娘价值40美元，一个叫汉那的20岁姑娘价值45美元。”[18]因此，一辈子生十多个孩子是司空见惯的事，孩子生的越多，越被奴隶主看好，甚至被许诺给予自由，这些就地生下来的孩子会被奴隶主卖给南部的得克萨斯，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等州。1832年，威廉·玛丽学校的教授曾可耻的写道：“费吉尼亚是为其他各州繁殖奴隶的州，它除了生产足够的自用黑人外，还出卖了六千个。”[19]

既然是财产，所以奴隶主可以为所欲为地处置她们，在这种情况下，女黑奴的压力更大，处境更危险。“这是因为当时在所谓的真正的女性概念的影响下，中产阶级妇女节欲自禁，使白人男性更有理由以女奴习惯于男奴的性欲无度为借口，随心所欲的侵犯女奴。”[20]同时,倘若一个黑人妇女为了保护自己的贞操和保卫自己的人身安全面对其残暴主人的野蛮袭击稍加抵抗，就可能当场被杀死，女黑奴成为白人男子的池欲工具在奴隶制美国实在是太普遍了，这一现象对美国历史造成的影响也是极其复杂的，它打击了黑人家庭，也打击了男黑奴作为妻子保护者的自尊，同时它创造了一个数量巨大的混血阶层。

混血儿的出现是白人蹂躏黑人妇女的铁证，“ 1850年三百万奴隶中混血占二十四万六千人，1860年三百九十万奴隶中占四十一万一千人。”[21] “在奴隶制度下，这种黑白混血也是奴隶，而混血妇女往往被当作家仆。混血儿的出现，并没有给女黑奴带来多大的好处，相反这使她们的身心受到更大的摧残，大多数女黑奴怀孕后仍遭抛弃，境遇稍好的或是遇上有良心的白人男子，她们会成为他们的情妇，白人男子也会对他们的孩子好一点，但是如果想成为合法的妻子或是母以子贵，那是永远都不可能的，因为在奴隶制社会，混血婚姻将受到严力的处罚，不仅双方当事人受到惩罚就是证婚人也要受到牵连。1726年，一位叫乔·布兰克南的证婚人就因此受到50磅的罚款。”[22]此外，一旦遇到可依靠的白人男子破产或死亡的，作为主人的财产，她和孩子就会随之被变卖，在这种作为白人男子随意玩弄的性工具下，女黑奴往往是得不到女主人的同情的，她们会因为嫉妒而受到更加残酷的折磨，一般的，在南方白人妇女眼中束缚她们的是男尊女卑的教条，因此当她们目睹自己的丈夫和黑人女子苟和时，却不能对自己的丈夫做什么，所以她们开始痛恨奴隶制度，开始将愤怒发泄在女黑奴身上，特别是那些漂亮的天生高贵的女黑奴，更是女主人的眼中钉，“一个名叫派西的女孩，被称为‘棉花地里的皇后’，然而她的后背却留着上千道皮鞭的抽痕，因为她是放肆的男主人和嫉妒的女主人的奴隶。”[23]“一个名叫伊丽莎的女黑奴受男主人宠爱九年，并生有一女，当男主人不幸去世后，复仇的女主人将她们母女送到奴隶交易市场上。”[24]白人妇女甚至开始厌恶这个肮脏的社会，就连女权主义小说家切斯内特也承认“在奴隶制下，她们被妓女，也就是那些用淫荡的、邋遢的富于挑衅的方式生存的黑人妇女们包围着，每个体面的家庭里，都有一个遭冷落的妻子。”[25]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生育工具和性欲发泄工具的黑人妇女并没有比男黑奴得到更大的恩宠，而是比他们的命运更悲惨，她们是生育和性发泄对象，只能是任人宰割，任人蹂躏的，在这里，我不得不重申她们所失去的作为女性的权利，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在她的小说《紫色》中以绝大部分篇幅描写家庭生活中黑人男性对黑人女性的迫害与暴虐，小说中茜利作为一个黑人女性，幼年就遭到父亲（后来才知道是继父）的强暴与摧残。她成为继父的泄欲工具，继父把茜利禁锢在家中，承担所有的家务，只当她是一个工具和奴仆，不拿她当人来看，结婚后丈夫阿尔伯特对茜利更无感情可言，茜利只是他发泄性欲的工具，使唤的女仆，在两个家庭中她都是以奴隶的身份存在着。这是典型的当时在美国男尊女卑教条下的黑人家庭。黑人男子继承了白人男子不用直接教他们就能学会的男权意识，在19世纪中后期，在奴隶制度还没有解放前，他们是同茜利的父亲和丈夫一样对待他们的女人的，这种可悲的事实并没有给黑人妇女带来多大的觉醒意识，她们至少她们之中的大部分已经将这种事情观念化了，就像茜利也会怂勇哈波去打黑人女子索非亚一样，她们也将男性至上的观念根深蒂固了，黑人女活动家宝莉·穆蕾曾指出“压迫制度，从受害者的默认中获得了很大的力量，这些受害者已经接受了主流文化对于他们自己的形象刻画，而且被一种无助感所麻痹，”[26]也就是说主流文化使黑人女性自己参与了对自己的压迫，使得这种压迫制度化，合法化。

如果说杰佛逊“人人生而平等”的名言在白人女性世界成了一纸空文，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权在白人女性中消失的无影无踪，那么黑人妇女呢！女黑奴呢！她们又有什么权利呢，在当时的年代里，权利对于他们来说是虚无缥缈的，她们只是奴隶，并且一生只能当任人践踏的奴隶，在白人世界里，她们犹如生活在不见天日的漫漫长夜里被侮辱、被虐待，这便是她们的命运了。

由于劳动的艰辛和受到野蛮的毒打，再加上南部气候湿热致使霍乱，疟疾和痢疾等传染疾病的流行，高死亡率是伴随着出生率同时进行的，弗朗西斯·嘉宝是英国著名女演员，她嫁给皮尔·波特1838-1839年来到皮尔在佐治亚的种植园待了五个月。期间她深深的被女奴隶的苦难震惊了，她写到“芳妮，有过6个孩子，只存活一个，她前来请求减轻地里的活。南妮，有过3个孩子死了两个。丽，有过6个孩子死了3个。苏非前来讨些旧亚麻布她生活凄惨，有过10个孩子死了5个。莎丽两次流产，生了3个孩子其中一个死了，她哭诉后背持续发痛。拉沙流产1次，将7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却死了5个，现在又怀孕了，她哭诉后背痛的历害，由于在地里干活后背的一个肿瘤已经肿的很大。我想，她的后背痛可能是因为肿瘤破裂。”[27]

永无止境的生育和超负荷量的劳动是女黑奴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孩子的死亡对她们来说是一种常事，也是一件好事，不然长大的黑人小孩一样也要被奴役。

南部各蓄奴州的法典，从来不承认奴隶的婚姻是合法的，但是奴隶主因为奴隶成婚后可以生育子女，繁殖奴隶和减少逃亡，所以又同意奴隶结婚，但由于奴隶的婚姻得不到保护，所以奴隶主出卖奴隶时，可以贪图高价，任意拆散奴隶的家庭，为了想从奴隶身上榨取尽可能的钱财，冷酷的奴隶主有意地把丈夫和妻子、双亲和孩子拆散来卖，对于女黑奴来说，在白人的世界里她们是奴隶、是奴仆，而在黑人的世界里，她们是妻子、是母亲、是家里的一份子，家会给她们带来短暂的温暖，仅管男权意识有时会使她们绝望，但是作为女性，她们渴望家庭，她们爱家庭中的每份子，黑人运动领袖蒲寇·华盛顿回忆说：“我早年的回忆之一是母亲在深夜烧好一只鸡，叫醒孩子们起来吃。”[28]废奴主义者道格拉斯关于母亲的回忆是这样的“她住在离家12英里的地方，常常在一天的劳动结束之后，匆匆步行回家，到家已是深夜，一大早又必须在监工的规定时间里赶到地里劳动，”[29]这种力量来自她们对家的渴望，对亲人的想念。

在黑人世界里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一个黑人可以娶几个妻子。但是他们有自己的道德观念，很多黑人认为他们只能娶一个妻子，黑人像其他种族一样，具有稳定持久的爱情，他们也渴望建立健全的家庭，在奴隶制度下，虽然黑人的婚姻得不到认可，但是他们仍然通过自己的方式使他们的婚姻得到认可，以维持家庭基本结构的稳定，最普遍的方式就是“跳扫帚”而且奴隶解放以后仍沿用这种方式，传统观念中，有些人认为黑人的家庭观念中没有亲情观念，如南部鼓吹奴隶制的著名人士乔治·费次休认为“他们（黑人孤儿）失去父母并没有什么损失，而失去了主人他便一无所有，黑人只有温和的情绪，而毫不具备稳定，持久的感情，‘离久情疏’对他们来说千真万确，对父母、妻子、丈夫或孩子的亡故，他们的悲伤不会超过24小时。”[30]然而实际上，黑人的家庭中存在着最温和的亲情观念，当一对黑人夫妇未经准许走出棉花种植园之外而被巡逻人员抓到时，丈夫准会除了自己挨一顿鞭打之外，还主动代妻受过，再挨一顿，看到自己相亲相爱的女人在拍卖台上被野蛮的展示、卖掉、带走自己却无能为力，他们的心都碎了。这样的情景是美国奴隶制每日结出的果实，处于对妻子的关爱，同时也处于维护男人的尊严，男奴往往冒死抵抗。在奴隶制时代夫妻分离后曾发生过自杀的事例，也有谋杀那些强奸奴隶妻子的白人事例。这种谋杀一经查出，死路一条，奴隶汉森回忆父亲为保护母亲遭惩罚最终被卖掉的情景。那时他三四岁左右父亲因为殴打了那个对母亲施以兽行的白人监工而遭到了惩罚。父亲“血流满面，右耳被打掉了，整个背部挨了一百鞭而皮开肉绽。”[31]

一则悬赏50元的缉奴广告是这样写的“一个名叫保罗的男奴从承够者处逃跑，我知道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被汉尼先生买走并将他们安置在古斯--克罗克种植园。因此毫无疑问这家伙一定逃在该种植园附近，另一个叫保尔的黑奴从佐治亚洲逃出为的是去马里兰州找到那里的妻子和孩子。”[32]这是奴隶们对爱的体现，尽管他们是奴隶，但他们也有爱的权利。然而在黑人奴隶的家庭中，大部分都是不完整的，有些家庭只有母亲和孩子，有些家庭只有母亲,有些家庭名存实亡，他们全部被拆散了。作为女黑奴,她们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人被卖掉却无能为力，对于他们来说这和割他们的肉，吸她们的血有什么区别呢？

这是佛列德里克·道格拉斯对奴隶制的谴责。他说：“一个女奴和一个男奴在缺乏任何法律保护作为夫妻的条件下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同居得到了主人的同意,而不是由于权利这样做，他们成立了一个家，主人发现为了他的利益起见最好把他们卖掉，但他根本不询问他们对这件事的愿望，他们是不予以考虑的，在拍板声中一男一女被带到了拍卖台旁，喊声响了：瞧啊，谁出价？想一想，是一对夫妇在待价而估啊！女的被领上拍卖台，她的四肢照例是野蛮地展现在买主们面前的，他们可以像相马一般的任意察看她，丈夫无能为力的站在那里，他对自己的妻子毫无权利，处置权是属于主人的，她被卖掉了”他接着被带到拍卖台，他的眼睛紧盯着走远的妻子，他以恳切的目光望着购买他妻子的那个人，乞求把他一起买去，但是他终于被别人买去了。他就要同他相亲相爱的妻子永别了！无论他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无能免于这次分离了，他恳求他的新主人允许他去和他的妻子握手告别，但没有获准.....就这样一对恩爱的夫妻被拆散了。在奴隶制社会里 ，拍卖是日常生活中常有的事。希尔得烈斯是这样描写黑人奴隶生活的“在他们身边,站着一对夫妻，两个人都还很年轻，女人的怀里抱着一个婴孩，他们俩无论是谁看上去都非常相爱，他们正在为可能落到不同人手中而感到战栗，只要买主之间有人对他们俩中的一个感兴趣，那个女人就立刻急切的哀求把他们俩一起买去......那个男人却垂着头站在那里，默默的沉浸在阴暗绝望的心情中，”[33]这是与丈夫分离的情景，作为被压迫的女黑奴，失去给她们带来希望和欢乐的孩子又会怎样呢？我想无论怎样的母亲对孩子的爱总是倾心的吧。所以当一个母亲目睹自己的孩子被卖掉却束手无策时，她的灵魂可能已经跟着去了，剩下的只是她的躯壳。

在一个拍卖场上，第一个提出来拍卖的是一个容貌美丽，身材苗条，服装整洁的黑人姑娘......她还极其年轻，可是她的手里已经抱着一个小娃娃......买了她就可以获得一元钱一磅买进那个小娃娃的权利！“您怎么了！无论如何不行！”买主叫道。他的喊声使那个年轻的妈妈的脸部表情突然起了变化“我要她做我的奶妈、奶妈你明白吗?我不要那个小娃娃，即使是白送给我也不要！”[34]年轻的母亲就这样在绝望中离开了孩子。

自由黑人所罗门·若瑟普曾于1841年被奴隶贩子绑架到新奥尔良市场拍卖，做了12年奴隶。他描述了在那次奴隶拍卖中，一个奴隶母亲与其一子一女被拆散拍卖的悲惨情景：“这个种植园主也买了兰得尔”这个小伙子被要求做些跑跳的动作，以证明他的动作能力和健康状态，在这次买卖过程中伊莱扎（小伙子的母亲）放声大哭，紧攥着两手，他恳求这个种植园主不要买他，要不就连她自己和爱米丽（她的女儿）一起买去.....佛里曼（奴隶贩子）转身冲向她，高扬着手中的鞭子，不准她做声.....如果她不立即停止哭泣，他就要把他带到院子中央给她一百鞭子......伊莱扎索索发抖，抹着眼泪，但泪水怎么也抹不干。她说她的有生之年已经不够了，她要和她的子女在一起，佛里曼的愤怒和威吓并不能使伤心之极的母亲住口，她继续哀求他们不要把自己和孩子拆散，她再三表白。她是多么爱自己的孩子，她反复的许愿，只要这个种植园主把她和孩子三个人都买去，她会做个最忠诚、最驯服的奴隶，日夜干苦活一直到死为止。可是这一切丝毫不起作用......买卖成交了。兰得尔必须一个人走，伊莱扎冲向前去紧紧地拥抱他，再三的吻他。要他记着母亲。她的泪水滚滚而下滴落在孩子脸上......”[35]这是奴隶母亲失去孩子的痛苦，在拍卖场中伤心的母亲对母子分离的痛苦陈词往往是十分感人的，有人曾问美国议员约翰·伦道夫，他曾听到过最伟大的演说家是谁，伦道夫不假思索的答到：“一个奴隶，她是一个母亲，她的讲台是拍卖台。”[36]

在这种强烈的母爱下，在奴隶制的摧残下往往奴隶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被卖掉或是长大后成为奴隶，他们宁愿杀死自己的孩子也不让他们活在那个不公平的年代里。

“黑人加纳夫妇带着三个孩子逃亡到辛辛那提郊外的一个黑人接待站中，但是他们很快被跟踪上了，经过一番激战后，他们还是被抓了回去，加纳夫妇企图杀死三个孩子后自杀，但只杀死了一个女儿，她说：“死了到好，因为这个孩子就永远不会知道一个妇女作为一个奴隶会遭到怎样的痛苦。她乞求以谋杀罪受判决，她将唱着歌上绞刑架而不愿再做奴隶。但她的愿望也被拒绝了，她被迫重新回到她主人那里去。”[37]

“一个叫西尔瓦的女黑奴为了不让孩子们遭受奴役亲手将13个孩子全都弄死在襁褓中。”[38]

美国著名小说家托妮·莫里森的长篇小说《娇女》给我们讲述了一则发生在这段长夜中鲜血淋漓的故事，女黑奴瑟思不堪忍受肉体和人格双重残害与蹂躏，拖着怀孕的身子历尽艰难，逃离了奴隶主庄园，她虽然跨过了地狱之门，却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面对前来追捕的白人，为了不愿让自己的孩子重新沦为奴隶，在迫不得已之下，她杀死了自己年仅两岁的爱女，于是她被埋进了另一个坟墓——杀生灭亲的罪孽之中，白人把她关进了监狱，连黑人同胞也都把她视作嗜血的野兽而摒弃了她，她在心灵的磨难中苦苦挣扎了18年，在18年中，失踪的丈夫没有音讯，两个儿子离她出走，支撑着她精神的婆婆撒手人寰，身边只剩下一个在逃亡途中出生，因孤寂而变的古怪的幼女……

不让孩子长大遭受奴役而杀害自己的子女，这是一种被奴隶制度扭曲的母爱，甚至有时候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理解，但它却是一种非常的、炽烈的爱，女黑奴能做出这样的牺牲，这是超越她们精神范围的，她们所做出的牺牲是一个“正常”的母亲所不能及的。

1846年，作家塞缪尔·格里德列豪在他的文章中描述了对一个女黑奴的惩罚场面：“监狱中关押黑人的那部分景象使我无地自容，为自己是个白人而羞愧，它竟能使我也感受到人类兽性本有的邪恶和残忍。”[39]

“我听见皮鞭抽打的声音，每一下都像枪声般清脆，我朝声响转过头，眼前的一幕使我的后脊梁突然变的冰凉，而且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发根和头皮发麻的感觉，我目瞪口呆的僵化在那里一个黑人姑娘脸朝下趴在一块木板上，她的两个大拇指在头顶前被绑扎在一起，并被固定在木板上，而她的双脚则被捆在木板的另一端，还有一根皮条将她的腰部牢牢地捆在了木板中央，除了那块木板，她完全是赤裸着的，离她6英尺左右的地方站着一个高大健壮的黑人，手里握着很长的鞭子，他用可怕的力量和惊人的准确性将鞭子朝她甩去，每一鞭都会掀去她身上的一片皮肉，它或者粘附在鞭子上或者掉落在木板旁而鲜血从伤口涌了出来，木板上那可怜的姑娘扭动身躯大声尖叫，一边还连声向她的主人求饶，但是无情的皮鞭依然抽打在她身上，打到皮鞭变成鲜红色，还裹了层刚从她身上掀下来的皮肉。”[40]然而作者后来写到这个姑娘并没有犯任何错，而是她野兽般的主人只不过想宣泄某种愤恨或寻找某种乐趣而将她当工具罢了。

在奴隶制的压迫下，黑人是要绝对服从他的主人的，即便是这样也有像上述所说的，主人为了悦取某种刺激而在奴隶身上找快感，那么她们如果犯下错，又将是怎样的一种惩罚呢？1852年，希尔德列斯记下了这样的一则奴隶生活：“马丁（种植园总管）喊来了一个骑马的巡查和另外两三个男人，命令他们剥掉安娜(女黑人奴隶）的衣服，真正的鞭打开始了，皮鞭的每一下抽击都使不幸女人的皮肉深深的绽裂，鲜血像溪流一般地涌出来，她的惨叫把人的心都撕裂了，总管命令他们用树枝扎一个单架，把她抬到他的屋子里去，他们服从了命令,他们还没有跨过门槛，总管已经把沉重的铁链系在了这个不幸的女人的脖子上，铁链的另一端高高地挂在天花板下面一根很粗的横梁上。”[41]

奴隶主的残忍是罄竹难书的……饥饿、血腥的皮鞭、锁链、口衔、拇指夹、猫爪背、九尾鞭、警犬是他们一贯用来迫使奴隶服从的伎俩，女黑奴就这样每天在地里劳动到天黑还要时不时的受到一顿酷刑或鞭打，奴隶主惩罚奴隶的手段是一流的，他们的花样百倍待出，这种事情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广告中看出：

“一个黑人妇女领着两个孩子逃跑了，她出走前几天，我曾用烙铁烧其左颊，我试着烫出一个M字母；

名叫拉查儿的黑人妇女逃走了，除大脚趾外，所有的足趾都没有了；

逃跑了一个黑人女孩，名叫玛丽，她的眼睛上方有一道小伤痕，不少牙齿被敲掉，脸颊和前额烙有字母A。”[42]

对于女黑奴来说，她们原本可以拥有女性的一点优待，但是在虚伪的美国奴隶制下，她们不仅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而且还要承爱肉体上的折磨与酷刑。在奴隶制下她们是和男黑奴同样被对待的，犯了错当然要享受到同样的处罚，如果说砍掉男黑奴的两个耳朵，那绝不可能手下留情的留下她们的另一只耳朵，在奴隶制社会事实就是如此，甚至在奴隶们生病的情况下，奴隶主也不会放过他们。一个奴隶主在拍卖场买了一个体弱有病的妇女后，向同行旅伴解释他之所以购买这个女人的理由却向我们揭示了奴隶主的狠毒用心和对女黑奴的残忍，他说：“那个肤色较淡的妇女，大概有病可能只有一二年的寿命了，我知道她还值多少钱，我无意去救黑人奴隶的性命，尽量使用完了就再买，我就是这样做的，这个可以给我省去麻烦，我断言这个将反而是合算的。”[43]

在奴隶制下，像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或许白人们会把这当成正常的事情，而对于一个已经被麻痹了的女黑奴来说，鞭打她们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长期的终身为奴的处境下，她们能有什么可以避免惩罚的方法呢，因此，往往对于主人的惩罚是在一片痛苦的嚎叫声中结束的。

综上所述，在美国残无人道的奴隶制度下，没有哪座房子，不是从地板到房梁都塞满了苦命黑人的冤魂的，他们的悲惨命运直到1865年奴隶制度解放才算结束，可是在这之前，他们却是被可恶的奴隶主压榨的，女黑奴的命运就更加凄惨，她们不但忍受着劳役之苦，而且不时忍受奴隶主施加给她们的“丈夫”，她们是创造奴隶的“母畜”，是性欲工具，是冰冷铁链皮鞭下的支撑物，同时还有许多与此行为相随而来的邪恶，如卖掉丈夫使其与妻子分离，卖掉儿女使其与父母分离，破坏神圣的和天然的纽带，为奸淫乱伦和其他邪恶的罪行。她们是奴隶制度下的最悲惨者，她们是“正当”的奴隶，她们的自由对那些养育她们的人们来说就是一种正当的报酬。

贪婪成性的奴隶主，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黑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黑暗、最卑鄙、最残暴的一页。然而，他们真的能够肆意的永无休止的践踏奴隶吗？“留心观察历史事件的人却不能不看到奴隶主的每一个新的进展都是向他们最终的失败走进了一步。”44所有的这一切，他们犯下的罪行到最后都要对审判者负责的。

两次战争，使黑人们在觉醒，他们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天生的奴隶，他们要反抗斗争，要为自由不断的斗争，人数的增加使他们力量不断的壮大，黑白混血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运动的领袖(约翰·布郎)，他们要追求自由，特别是女黑奴，她们并不是弱者，她们唯一期盼的是获得自由，所以她们也开始起来斗争，开始起来反抗。女黑人哈里特·塔布就是追求自由的典范，她自己从马里兰州只身一人逃到北方获得自由，又19次返回南方将她的家人、邻居和其他黑奴共300人通过“地下铁道”解放出来。当时她的人头被悬赏4万美元。

尽管女黑奴争取自由的路途是艰辛的，由于她们独特的肤色特征，想逃走是颇不易的，但是她们毅然踏上了追求自由的道路。她们要为谋求性别、种族、阶级的完全解放而开辟一条带有荆棘的道路。

历史确实不是想当然，但有时候也必须想当然，如果奴隶主真的那么虐待奴隶，那么他的生产力从哪里来的？
资料看过不少，文学加工的《根》等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美国解放奴隶，并不是因为奴隶主虐待奴隶，而是因为奴隶没有人身自由！

民主与面包

推倒柏林墙 @ 2008-9-25 13:03

在中国常听到的是这么一种观点：中国要是民主，可能会导致贫穷、混乱、分裂……伴随的则是另一种观点，中国正在不断进步不断发展，言下之意是稳定第一，民主可以暂时放在一边。这种说法只是凭空的推测，本身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第一有诸多亚洲和东欧国家制度转型的成功先例摆在那里，失败的案例几乎没有；第二1948年中国就成功进行了总统与立委的全国普选，在总统的位置上，蒋介石威望过高，对手居正的得票率仅有不到10%，而副总统的位置竞争激烈，产生了一系列美国式选举现象，这其实已具备民主雏形，再差一步便可开花结果，可惜却被拒绝参选、里通苏联的叛国者无端破坏，你非要说中国人的素质连60年前的民国时代都不如，那我也实在没有办法。

事实上这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典型特征之一：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不了解这种病症的人可以google之，必有收获，或者再看一遍《肖申克的救赎》，仔细体会这句台词：“监狱真是个怪地方，一开始你讨厌它，然后习惯它，最后离不开它”。对未来的恐惧恰恰源于对现实的恐惧，中国人虽然嘴上高叫进步发展，内心却对现状充满忧虑，自己却毫无察觉。对民主的误解使得他们得出贫穷、混乱、分裂的推论，其最重要的依据是国内日益积累的怨气，使得这些“民主的恐惧者”对这种怨气拥有正常抒发渠道时可能造成的后果感到担忧。因此作为斯德哥尔摩市某银行里的人质，他们害怕警察的营救会使得劫匪撕票，并且在得到劫匪“只要合作就不会受到伤害”的承诺后，将生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劫匪的仁慈上（“政府也在进步”），这才是他们抵制民主最根本的原因。

因此，如果忽略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个原因，反民主者所找出的其它借口只能是由结果逆推必要条件的诡辩。而民主在中国经常被和面包联系在一起，最后无论民主的支持者或反对者的辩论焦点都集中到了以下几种民主与面包的逻辑关系上：充分条件关系，有了民主就会有面包；必要条件关系，有民主才会有面包或有面包才会有民主；主次关系，民主比面包更重要或面包比民主重要，先要民主或者先要面包；矛盾关系，有民主就没有面包，有面包就没有民主。最后一个无疑是荒谬的，主次关系则根本没有争论的必要，事实上仍然是把民主与面包当成了一种暂时的矛盾关系。至于必要条件关系，首先肯定不是有面包才能有民主，这么说等于在批评现在的中国还不如两百多年前的美国。但是有民主才有面包看起来也不对，俄罗斯、中国似乎就是没有民主也有面包，因此从中国人最直观的角度来看就是错误的。而因果关系似乎也不成立，印度在没有面包的前提下就搞起了民主，按我们的看法，他们民主了60年，面包也不如中国多，无论哪个说法，总是有站得住脚的反驳借口。

需要注意的是，以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以及今天的世界大环境，无论如何也不会沦落到上世纪60年代那种人吃人的地步，因此这里的面包指的绝对不是温饱，而是更高级的利益需要。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中国人是关在笼子里的鸟，只要你让这只鸟吃饱喝足并且关紧铁笼，它就会丧失飞行的欲望。到最后，它看到别的鸟在外面飞，会不理解甚至嘲笑对方，当别的鸟来营救它时，它拒绝离开铁笼，别的鸟指责它的主人时，它则干脆把对方当成反鸟分子。这只鸟认为一旦脱离主人的控制就会失去食物，还是呆在铁笼子里更有保障一点，这种担忧其实和民主恐惧者的一模一样，建立于一个未被这只鸟意识到或不愿承认的基础：它担心自己没有在自由世界里觅食的能力。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它已经遗忘了自由的感觉，野兽可以因驯养而忠诚，人也同样如此。到了《肖申克的救赎》的最后，当所有观众都被监狱阴暗的体制无情的束缚住而无法自拔时，安迪终于从那个坑道里爬了出来，在滂沱的大雨中扯开囚服，发出自由的呼喊。“有一种鸟儿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观众跟着体会了一把从导演缔造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短暂解脱的快感，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向CCTV表示此片IMDB排名前五果然名不虚传。可惜现实不是电影，现实是如此不堪，中国的现状就是：自由的光辉已经消失了，鸟儿身上唯一能看到的光芒是眼睛里的绿光。至于精神信仰则已完全消失殆尽，从最初共产主义蓝图的破灭到毛神话的轰然倒塌，广场上的枪声又强行终结了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失去一切精神价值与道德约束的中国人，只能把目标放在了经济利益上，甚至达到了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地步。

事实上，这种文化有其产生的根源。中国社会往往是上层建筑决定下层建筑，从89年之后，gongcd已经完全抛弃了一切意识形态，包括该党以此命名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引发广场事件的原因有二，除了不断壮大的民主思潮以外，另一个原因则是官倒集团造成的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人民的自由与食物同时遭受了威胁。而第一项要求是一个集权政府绝对无法满足的，因此它的解决方案只有从食物上入手，当共产主义与改革开放的价值彻底幻灭之后，需要一种新的价值去支撑政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为了控制民众，除了万年不变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外，政党所能追求的最务实的价值就是经济价值。从这个时候开始，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变成了gongcd赖以生存的最后一根稻草，用经济的发展保持国民的满足感不仅是gongcd维持政权的终极手段，更是唯一手段。自此之后，国家的一切行为、一切政策，都必须要为这个目的服务，甚至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无论是李邓（力群）姚所代表的左派势力还是胡赵系残留人马的右派势力，都必须靠边站。从邓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开始，到后来朱“GDP至上”的经济策略以及江无意漏嘴的“闷声发大财”，都已经表明了党内一个全新价值观的树立，并且影响了整个社会。

可惜的是，尽管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经济未必就能得到发展。作为一个后极权主义政权，正所谓“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腐败必然破坏社会公正。从80年代的官倒集团开始到今天，腐败愈演愈烈，尽管如此，全社会却束手无策，甚至习以为常、再也不闻不问，腐败不仅在剧烈化，而且在公开化、合法化。gongcd同样束手无策，作为一个共同的利益集体，给予民众监督权必然损害自己的特权，裁判不能加入游戏，自己不能监督自己，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也正因为社会公平的丧失，民众难免会产生“州官既能放火，百姓何不点灯”的想法。自广场事件之后，国人固有的价值开始全面崩盘，社会道德全面沦丧，国家疯狂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个人则疯狂追求个人利益的增长，从官僚机构高明的技术型剥削手法（股市）到民间层出不穷的低劣骗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尊重被完全破坏，剩下的只有对经济利益赤裸裸的渴望，因此中国人把民主率先和经济利益率先联系起来，甚至将经济利益作为是否发展民主的唯一考量，也就变得不足无奇了。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阐述中国经济的实质：一棵桃树，结满了未成熟的果实，由于社会道德的沦丧以及众人对眼前利益的短视，所有人争先恐后，不顾少数人非议的目光，冲上去把果实一抢而空，生怕自己比别人少得一个，少数人除了跟进，毫无办法，不然不光是得不到成熟的果实，就连青涩的桃子也一个都拿不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特权者必然会有最丰厚的收获，而民众只能在边边角角获得几个最青涩的果实，这样的现实也会逼得底层民众进行更疯狂的争抢，最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在这样一个不择手段追逐经济利益的时代，民众切到的蛋糕永远是最小的一块，而现在人们就在为了这块最小的蛋糕而拼死争抢、维护旧有体制。至于种树则是吃力不讨好，因为你辛辛苦苦的种了树，最后果实却都被抢走了，回报与投入根本不成正比。无论是高昂的税费、权力的寻租、对知识产权和智慧劳动的漠视等等，除了注定了中国永远只有低端行业，更使投资环境严重恶化，没有社会公正，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投机倒把者、与政府勾结者等各种邪门歪道会把正当的生意人全部挤走，最后中国人必然会陷入无桃可摘的境地。

中国人的金钱价值观与畸形的经济发展方式，在西藏事件中就可窥之一二。有人奇怪，中国政府在西藏投入了那么多钱，而DL却没给西藏人一分钱，为什么西藏人跟着DL走，而不跟着中国走？对于没有信仰的中国人而言，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难理解的。从表面上来看，西藏的经济似乎确实得到了发展，现代化的建筑与设施、繁荣的街道与商贸，无一不在提醒人们这个地区在中国的帮助下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可是这背后的代价却很少有人看到。为了建设城市，大量传统宗教建筑被拆毁，而汉人大量涌入确实使西藏显得生机勃勃，结果却把藏人的饭碗都给抢走了，藏人不仅没从地区的发展中获得好处，反而在自己的发源地被排挤到了社会边缘，与此同时，传统文化遭到破坏、政治权利遭到剥夺，藏人的地盘却不归藏人做主，反而是汉人官员从贱卖土地与毁灭环境中大肆牟利，对于一个本就不太在乎物质享受的民族，几十年的抗争根本不足为奇，最终从和平抗争演变为暴力抗争，毕竟暴民是暴政的产物，两者永远都是相生相成。可以预见的是，汉人迟早、或者说已经在面对与藏人相同的命运了。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之前29年的中国是个完全病态的国家，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不过是这个国家稍稍恢复正常的结果。现在中国只是在延续这种经济惯性，但是腐败正成为削减惯性的阻力，为了抵消这种影响，中国政府不得不使尽手段刺激经济发展，可惜这些手段一方面刺激了GDP，一方面却成了民众生活质量的最大杀手。消失的社会福利、高昂的房价、高污染工业、出口业极端可怜的工资和极端苛刻的工作条件，无一不使GDP和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但是除了帐面上的数字增长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反而下降了。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底层民众的社会运动越来越频繁，其焦点集中在拆迁、征地、工资待遇、滥用职权欺压百姓等方面，而房地产业恰恰便是GDP的贡献主力。中国人一向缺乏抗争的勇气，集体事件的频繁发生足可见底层民众的生活空间正被不断压缩，这也正是中国在无法让经济得到实质发展的情况下，能够制造GDP快速增长假象的原因：剥削一部分人，牺牲他们的福利以为另一部分人的繁荣假象而服务，甚至于透支子孙后代的福利、透支当代人的消费能力，去换取一时的GDP，以延长政权的寿命。

近几年，gongcd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努力改变“GDP为纲”的行政思路，可惜的是，这样的努力完全没有任何成效。第一，快速增长的GDP为政府带来了税收，为官员带来了利益，在没有道德约束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他们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第二，我国税收多年保持20%左右的增速，远远大于GDP增速，目前税收占GDP总量比率已连续多年呈几何级数增长，这已经足够糟糕了，一旦GDP停止增长，两者间巨大的差异将引发民众强烈的不满，并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朵奇葩；第三，要改正错误，先要承认错误，GDP既已成为民众衡量经济的标尺和满足感的来源，要说服民众放弃旧有观念，唯有承认过去发展路线出现严重错误，同时找出新的满足感来源，这又是让政府为难的事情。05年底广东某市的事件是继广场事件之后政府首次动用重型武器射杀抗议民众，面对日益激烈的不满情绪，中共对当地政府毫无动作，正是这种尴尬的体现。若是加以惩罚，第一自己曾亲手制造广场事件，并发誓永不平反，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难以向外界解释；第二更会间接鼓励更多群众运动，使因对暴力的恐惧而不敢发作的怒气彻底爆发出来，无疑是自毁长城。换句话说，中共已经完全被束缚在了自己所创造的体制内，虽然明知现在这样的发展路线是饮鸩止渴，但多活一天是一天，已经毫无选择之余地。

中共依托其创造的体制而实现数十年的统治，但这个体制不断壮大的同时，却反过来统治了中共，并蚕食着中共的生命力，而中共却在自己创造的怪物面前显得无计可施。邓时代之后，中国已经没有办法推动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从基层来讲，人人争利，都打着别人种树、我来摘桃的算盘；从高层来讲，毛邓江胡一代比一代孱弱，党内没有任何强有力的派系或个人有能力力排众议进行改革。强权的不断分化与削弱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专制政权都要面临的问题，唯有到国家发生混乱之时方能巩固，到了中共这一代，这种现象尤其严重。中共的特点是不愿承认眼前最简单的事实，按照哈维尔的观点来看，一个以谎言起家的政权，最后必然用一个谎言掩盖上一个谎言，从而不断制造谎言，这样的后极权主义政权擅长的便是伪造过去、伪造现在、伪造将来。例如中国已无共产主义，党名却仍叫gongcd；中国已无社会主义，教科书里却充斥着相关内容；中国换个说法叫改革开放，就可以走过去自己最痛恨的资本主义道路；台湾明明已经拥有主权，中国就是不承认，还用经济利益诱使别的国家不承认。最关键的，中共明明是个专制政权，它非说中国的帝制已经结束了，这就逼着它摆出一些削减权力的措施，而不能做得过为露骨，王治必须淘汰，并以党治取而代之，但当这个党再无共同的价值基础后，中国真正的统治者便成了体制。毛邓之后的领导人既无开国之功，也无可以引以为豪的经济奇迹，在党内没有一言九鼎的威信，因此中国一旦踏上歧途，便无法靠个人力量自我修正，不可能再出现蒋经国一类的人物。而这条歧途却恰恰是只注重经济利益而不要公平、不要道德的歪路，这使得内部最后一点凝聚力都被金钱完全瓦解。这个丧失理想的政党既没有能力挽狂澜的英雄，也没有集体转弯的可能性，即使在灭顶之灾面前，所有人仍不能齐心协力，而是抱着“党没了不要紧，我还可以去美国”的想法，最后也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了。

综上所述，很容易理出如下的逻辑关系：gongcd必须使经济继续发展以延续自己的寿命；特权阶层则用手中的权力破坏社会公正，使得经济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gongcd只能用剥削与透支两种方法制造出“一小部分人当前的繁荣”；在社会公正越来越差的同时，特权阶层更加肆无忌惮的疯狂掠夺；执政党对此束手无策。需要注意的，在一开始我们提出了一个鸟关在笼子里的模型，但这个模型有个致命的漏洞：现实中，并不是主人养活这只鸟，而是这只鸟在养活它的主人！主人却在不断削减鸟儿创造食物的能力，并且胃口也在不断扩大，可以预期的是，中国人民的劳动成果将会被劫掠一空，在“透支”的危害还没完全显现出的“当前”，被剥削的人群将会不断扩大，社会地位越低的人将越早加入这个悲惨的行列，“一小部分人”将会越来越少。说到这里我们发现个严重的问题：面包没了！没错，从78年开始，中国人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就得到了面包，但这块面包仅仅是在没有社会公正的基础上获得的短期利益，在享用了这块面包30年后，中国将不可避免的再一次轮回之前所有专制王朝的命运。

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大致看出了民主与面包之间的关系。民主既不创造面包，也不毁灭面包，民主的功能是维护社会公正，使得一个国家创造面包的潜力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面包的制造力长久稳定。这时我们可以回头看看印度，印度是个天生就没有社会公正的国家，它们的种姓制度渊源流长，早在人降生之初就划定好了不可动摇的社会等级，但是民主的出现却抵消了这种负作用，任何种姓的人如今都能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在印度，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旁边就是破破烂烂的贫民窟，看似极为可笑，而且给人留下贫富差距极大的印象，事实上，贫富差距根本就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差距是因社会不公正造成的，可怕的是富裕者为富不仁。现代化建筑与贫民窟的并存，恰恰就是印度社会公正的体现，无论穷人富人，生活在城市里的权利是相等的，这个国家不需要表面上的繁荣，任何人都无法打着所谓经济发展的幌子把穷人赶到城郊结合部去，而征地问题恰恰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最可怕的问题之一。印度穷人拥有免费的医疗、教育，随便占块无主的地皮就可以搭起自己的窝棚，而不用担心城管的夜袭，这正是这个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复杂的国家六十年来从未发生大规模暴乱的根本原因。一个最能令中国人警醒的数据大概是印度人工资占GDP的比例，在中国这个数字连年下降，到现在已经低于10%，而印度却在50%左右，这使得印度在GDP远远不如中国的情况下，人均工资却远远高于中国，尤其是越往社会底层这种差距就越可怕，现在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还不如印度上时机90年代的水平，由此也可见印度的贫富差距虽然严重，但还是远远不如中国，只不过中国把最穷的都藏在农村了，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巨大的企业，这个企业增加利润的方法其实是削减员工的工资，印度人的工资每年上涨15%左右，中国的GDP每年上涨10%左右，作为普通民众，哪个数据更有意义，一目了然。印度人到底有没有面包？我想说到这里，每个人都应该对“面包”背后的其它一些东西有了新的理解，而决定印度穷人现状的根本因素，就是印度人手中那7亿张选票。

说完民主与面包之间的关系，再回头来关心一下风雨飘摇的中国。面包是中国人唯一在乎的东西，现在面包就要没有了，股市、房市、工资、物价，无一不在提醒人们这种危机的可能性与紧急性。其实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总有停滞的时候，就像任何一个政党总有下台的时候，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例外。美国、日本都曾经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可能继续面对新的经济危机，但他们的社会制度已经趋于公正，使得他们只能从经济因素上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而对于把社会稳定完全维系于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中国，经济停滞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这时再回头看刚开头那种“稳定第一”的观点，就像越是发展经济人民生活水平越差，越是要稳定中国就越不稳定，愈演愈烈的社会运动表明情况恰恰就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有一种类似观点是中国要靠执政党推行“渐进式民主”，可惜这只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中国每向民主跨近一小步，表面繁荣的面纱便要被撕下一块，经济发展的假象便要被无情戳穿，特权阶层就不得不放弃一部分既得利益，而我也说过，现在的党已经没有能力进行社会变革，指望他们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事实再次与这些人的白日梦相反，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到只是在这个国家想要发表言论、维护公民权利甚至登陆维基百科都越来越难，铁幕正越来越牢固，情况正恶化得越来越厉害。而问题的紧迫性也不会给“渐进”留下时间，要想平安度过这种危机，唯有所有人团结起来向执政党施压，立刻实行民主改革。可惜现实还是现实，现实过于残酷，这个国家的居民已经失去了80年代的理想，成了一群追逐铜臭的动物，下一次站在广场上的人将不是充满理想的年轻人，而是一帮饿着肚子的暴民。因此我个人对中国的命运是极不乐观的，我能丢下的只有五个字：早死早托生。

怎么说话哪？有时候必须想当然？什么时候？诡辩的时候？说谎的时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