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凯硕   

    诺贝尔评审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Thorbjorn Jagland）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对于支持一名中国异议人士会让反对派的处境更加艰难的看法表示不认同，他坚称，沉默将削弱人权的最基本原则。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明智地指出，“只有善能生善，而恶只能生恶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说这种话的人实在是政治婴儿。相反的情况反而往往是正确的。”他的看法，同样适用在出于好意的情况。西方最近这样的好意，最终带来的破坏可能比建树多。

    在西方人看来，最近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完全是出于好意。一些西方评论指出，和平奖应该颁给“同压迫人民的国家或不公平的社会秩序的排山倒海力量斗争的人士。”亚格兰把刘晓波同对抗“苏联侵犯人权行为”的另一名和平奖得奖人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相提并论。

    然而，许多中国人认为颁发和平奖给刘晓波弊多于利。在中国国内外，没有几个中国知识分子公开或私下对奖项表示欢呼。他们不相信自由的蜡烛已经被点燃了。相反的，奖项可能让中国稳定迈向更多个人自由的进度向后倒退。西方无法设身处地地看问题，可能会给世界带来大麻烦。

    过去30年，中国政府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好处远超坏处。中国政府成功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巨大的削减贫穷计划。当邓小平在1978年推行他著名的改革时，超过8亿人生活在赤贫线下。今天，这些人的数目少过2亿。超过6亿人成功脱离赤贫。
     
    邓小平更有资格获奖
     
    单是这样的成就，邓小平便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然而，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他冒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开放中国。他允许外资进入，让中国受到西方的影响。他送数以万计的年轻中国人到西方大学就读。虽然他知道，这些人学成后可能带回来足以削弱中国体制的观念。很难想象近代的领袖，有任何人具备同邓小平一样的勇气。在邓小平之前，中国人不能自由离开农村，更不用说离开中国。今天，每年有超过4000万中国人自由地离开中国。他们也每年自由地回到中国。今天的中国，同以前的专制时代相比，至少自由了1000倍。

    那为何邓小平不被诺贝尔评审会考虑呢？答案是天安门。天安门是个错误。但西方在判断侵犯人权问题时却有双重标准。它并不因为美国社会违反了所有人权准则，成为首个重新实行拷打的现代西方社会而谴责它。另一方面，它认为关塔那摩（Guantanamo）监狱只是个小瑕疵，不应该因此抹杀美国社会所做的所有好事。邓小平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对待：天安门是个瑕疵，不应该减损他的贡献。

    同样重要的，西方也必须明白，如果邓小平要实现改善中国状况的目标，他也必须在中国社会快速向世界开放的同时，维持好社会和政治秩序。

　　在西方的政治想象里，进步是通过持续地削弱国家和扩大个人自由来取得。在中国的政治经验里，削弱中国政府无可避免地会带来混乱和个人的巨大苦难。邓小平推行改革后的30年，毫无疑问的是中国自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人民所经历的最好的30年。

　　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成功地在开放社会和维持秩序间取得平衡——不要忘记这是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

　　颁给刘晓波的和平奖可以通过鼓动一个“颜色革命”，动摇中国脆弱的政治平衡、再次把动乱带给中国和让它倒退150年。这反过来可以造成中国政府的过度反应，以及压制中国人民在近几十年取得的许多个人自由。

　　中国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尤其是在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中产阶级后。不过，如果目前的快速经济转型和逐步政治改革可以维持，上述过程可能会更快。没有几个中国人认为，西方尝试要中国加快政治改革是为了中国好。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西方的目的，是在中国引发类似苏联因速成民主所造成的动乱。当亚格兰把刘晓波同萨哈罗夫相提并论时，他让中国人进一步确信，和平奖的目的是让中国陷入不稳定。如果西方执意拒绝理解中国关心的根本问题，它的好意带来的坏处会多过好处。

作者Kishore Mahbubani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英文原题： An Ignoble Nobel ，叶琦保译。作者将本文华文版投给本报。

《联合早报》

● 谢岳

　　近日读到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标题为《一个不光彩的诺贝尔奖》的短文，感觉十分诧异。诧异的不是作者的观点如何新颖，而是作者通篇犯下让人难以理解的知识性错误。作者不仅对普通的社会科学理论缺乏了解，甚至连中国的一些基本事实也知之甚少。由于作者触及的问题对当下的中国具有深远的意义，所以不妨在这里“借题发挥”一下，重申一些常识性问题，以正视听。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并不为什么人辩护，只是想澄清一些基本事实。

　　马文阐述的第一个观点是，今年诺贝尔和平奖颁错了对象。作者在刘晓波和邓小平之间进行比较，觉得后者比前者更有资格获得和平奖。至于刘晓波获奖是否名至实归，这个问题大家都有权讨论，言论自由也应该在此问题上有所体现。事实上，海内外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但是，作者犯的常识性错误是，他不应该把刘和邓这两人放在一起比较，因为他们之间的差异，在诺奖委员会看来具有天壤之别，前者代表民间，而后者则代表政权。

　　我翻遍诺贝尔和平奖将近110年的历史发现：一是获奖人士大多来自西方民主国家，但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参与分享；二是第三世界国家（不民主国家）获奖的人士大多来自民间，而不是政治家，只有两次例外，一个是1973年美国的基辛格和越共总书记分享该奖，获奖理由是他们结束了越战，另一个是1990年的戈尔巴乔夫，奖励他在苏联推行的政治改革。截至目前为止，第三世界政治家获奖理由基于两种：要么促进地区和平，特别是世界热点地区，要么在本国推动具有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而不仅仅是经济与社会自由化改革。至于诺奖委员会为什么越来越偏爱第三世界的民权人士，这本身就反映了它在过去数十年评价标准的变化。诺贝尔和平奖人人都有权获得，但是，我们需要尊重评奖的常识性标准。

　　文章要说明的第二个问题是，委员会把诺奖颁给刘晓波，只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混乱。作者说，“颁给刘晓波的和平奖可以通过鼓动一个‘颜色革命’，动摇中国脆弱的政治平衡、再次把动乱带给中国和让它倒退150年。”让人不解的是，一介书生的刘晓波凭着什么样的力量能够给中国带来彻底的政治变革？他既不是反对党领袖，手中又没有足以对抗国家的武器。既然作者猜测刘晓波有可能给中国带来一场“颜色革命”，那为什么同时又会导致混乱呢？因为“颜色革命”本身就是以倡导和平演进而著称。

　　我们不妨顺着作者的意思往下推断。如果刘晓波真能够发动“颜色革命”、成功地将中国带到民主政治的轨道上去，这不正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在任的政治家所盼望的吗？中国总理温家宝频繁地呼吁政治改革，甚至发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的警示，难道官方的政治改革，与假设中的刘晓波领导的“颜色革命”，在目标上会有所区别？我们只知道，自由民主在全世界只有一种，它是个常识性问题。

中国的乱源在内而不在外

　　第三个常识性错误是对中国不稳定的根源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在作者看来，诺贝尔和平奖可能会给中国带去灾难性后果，那就是，全面的政治混乱。显然，作者将外部因素看做是中国失序的根源。可以肯定地讲，中国政权还没有脆弱到如此地步，连一个小小的诺贝尔和平奖都抵御不了。殊不知，中国的乱源不在外部，而来自其自身。那些对稳定构成威胁的集体抗议行动，至今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将它们与外部势力联系起来；恰恰相反，驱使民众走上街头的正是来自内部的腐败、司法不公与不平等。对中国社会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做出如此结论。

　　作者在短文中试图说明的第四个观点是，中国只要继续保持增长，经济繁荣就会自动将自由与民主带给中国。这也许是关于民主化最常见的知识性错误。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确能够构成民主转型的有利条件。但是它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充其量是一个必要条件。经济增长之所以有利于民主转型，是因为它能够造就倾向于自由和民主的中产阶级。同时，经济增长也为社会的自我组织化带去便利。它们确实是民主化的中坚力量。既然中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中产阶级，按照作者的推论，为什么民主还没有“水到渠成”？

　　作者之所以坠入初级错误的“泥潭”，或许是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也没有注意到正在不断受到削弱的中产阶级这个事实。经济增长以透支底层社会甚至过度抽取中产阶级的财富为代价，它正在不断地制造两极化的社会；增长为那些能够接近到权力的群体带来致富的便利，他们的存在既造就了一个依附的中产阶级，也加剧了日益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在此情况下，自由和民主不仅不会自动降临中国，而且会离中国社会越来越远。

　　文章犯的第五个常识性错误是，自由与威权不仅可以共存，还可以实现双赢。作者指出，“在中国的政治经验里，削弱中国政府无可避免地会带来混乱和个人的巨大灾难”，而且“颁奖给刘晓波弊多于利，而且奖项可能让中国稳定迈向个人自由的进度向后倒退”。既然作者也认同民主化是中国的一个未来趋势，那么，民主化就意味着政治权威的力量受到削弱，个人自由得到扩大。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在朝向民主转型的时候，“既扩大了个人自由又增加了威权”。自由与威权是相互抵触的，尽管不能说它们水火不容，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威权是威胁自由的最大敌人。威权多一分，民主的质量就减一分，自由的折扣就大一分。

　　除了存在着上述这些常识性错误，文章有多处判断很武断，缺少最基本的证据。例如，“许多中国人认为颁发和平奖给刘晓波弊多于利”、“中国成功地在开放社会与维持秩序之间取得了平衡”、“没有几个中国人认为，西方尝试要中国加快政治改革是为了中国好”、“他让中国人进一步确信，和平奖的目的是让中国陷入不稳定”。实在难以理解，作者在做这些判断的时候，凭借的是什么？如果凭的是经验，那身为外国人，我只能说，他的经验离现实还有很远的距离，因为被他武断的观点，恰恰也是常识性问题。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经验的确给社会科学提出了世界性难题，许多经典命题在解读它的时候都“撞了南墙”，追捧现实的人和质疑理论的人开始增多。但是，如果漠视一些基本的常识问题，理论的发展与再创造不仅如同空中楼阁，我们对现实的解读也会南辕北辙。尊重常识是每个人的义务。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联合早报》

● 张翔

观点碰撞

　　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在国内外可谓激起千层浪，一时之间各种评论不胫而走。最近就读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谢岳先生的一篇评论性短文——《解读中国需要尊重常识》，文中对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的《一个不光彩的诺贝尔奖》进行反驳性评论，认为马凯硕的短文通篇犯下不可理解的常识性错误。但是，读罢谢岳先生所言之常识，笔者不禁大感愕然，到底不尊重中国政治常识的是谁？如作者所言，由于一些问题对当下的中国具有深远的意义，因此，澄清一些基本事实，以正视听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第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于，他认为诺贝尔和平奖给刘晓波是基于一种评奖的常识性标准，我们应该尊重这种常识性标准。暂且抛开刘晓波问题不谈，这到底是什么常识？对于诺贝尔和平奖而言，最大的常识应该是颁给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但是，诺贝尔和平奖本身是否一如既往地尊重这个常识？

　　作者提到了戈尔巴乔夫因为推动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而获奖，但是，整个苏联恰恰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下变得混乱不堪，这是对和平的贡献吗？难道将自己的国家推向混乱的边缘是所谓的“常识性标准”？2009年的奥巴马又为和平做了些什么？世界上没有不结束的战争，奥巴马只不过是为小布什结束了一场战争，讲了几句漂亮的口号。难道美国利用霸权发动一场错误的战争，再结束错误，就能缔造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这就是所谓“常识性标准”？

反政府不等于有和平贡献

　　再回过头来看，刘晓波为世界和平做了什么？无非是在中国推动了反政府运动，如果反政府民运是一种获奖理由，斯里兰卡的猛虎解放组织是不是也该获奖？美国中西部地区数百个打着“民间组织”旗号、大大小小反政府武装是不是也该获奖？它们不都在进行他们信仰的人民运动吗？难道这些就是所谓的“常识性标准”？如果是，那诺贝尔和平奖将不会停止继续创造人类文明笑料的步伐。

　　第二点，作者认为，如果刘晓波真能够发动“颜色革命”、成功地将中国带到民主政治的轨道上去，正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在任的政治家所盼望的。颜色革命是最倡导和平演变的。试问，“颜色革命”所导致的和平演变，真的就是“和平”的吗？从发生“颜色革命”的各国来看，无论是前东欧各国，还是后来的“独联体”国家，哪一场“颜色革命”没有外国势力的扶植与干预？哪一场“颜色革命”没有带来国内的动荡不安？又有哪一场“颜色革命”没有带来国家经济的衰退？这就是“和平”？这就是中国人民与现任政治家所希望的？

　　中国各地差异性大，当前正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如果按“颜色革命”的逻辑进行和平演变，动荡、分裂以及经济崩溃将不可避免，更谈不上什么“和平”的民主政治。让中国经济发展倒退三十年，这种“颜色革命”与“和平演变”，不过是打着“自由与民主”幌子对中国社会的一种破坏，这才是中国发展的常识。

自由与民主的多元发展

　　文章中的第三个问题是，作者认为自由民主只有一种。是哪一种？就是西方那一套自由与民主吗？中国早在清末民初就曾经模仿过西方的自由与民主，最终解决当时中国的封建割据了吗？让当时的中国走上富强了吗？各国现代化的历史也早已证明一个事实，简单模仿一种制度或移植一种思想，是不可能使本国走向繁荣的。印度的国内改革受挫，巴西的选举混乱，智利的军人干政，不就是简单模仿美国式民主的恶果吗？

　　再进一步推论，西方的自由与民主是一种吗？细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自由与民主，都有不同的价值，不同的思想逻辑，不同的实现道路，何来只有一种自由与民主？更何况，在当前多极化的世界中，自由与民主的多元化发展，早已是不可更改的事实。新加坡就是以独特的道路实现自由与民主，“四小龙”的繁荣也不是靠简单地模仿自由与民主取得的。因此，自由民主一元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自由与民主的多元发展才是政治学的基本常识。

　　文章中的第四个问题是，作者认为，自由民主与权威是相互抵触的。威权多一分，民主的质量就减一分，自由的折扣就大一分。自由与民主将强化社会的多元化，这必然会加大社会的离心倾向，这是必然的结果，而政治权威是保障国家统一的向心力量。就以民主橱窗的西方国家而论，也必须把握好社会多元化与国家一元化之间的关系。美国、法国的总统，英国、日本的王室，都是政治权威的基本保证。

　　作者之所以会犯这个错误，是因为他混淆了政治权威的基本概念。政治权威本质上就是政治合法性，简单地说是民众对国家政权的基本认同。政治合法性是不论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需要的，是一个国家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自由与民主只有在一个合法的国家中才能得以实现。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阶层关系复杂等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问题正在逐步显现，如果缺乏政治权威，自由与民主所导致的社会离心力将使国家政权混乱不堪，最终也将是自由与民主的失败。这才是中国民主政治最大的基本常识。

　　随着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正在发生着许多渐进但却深刻的变化，例如，能够推动改革的经济力量已经成型，社会阶层结构的日益健康化，不平衡问题趋于缓解，行政体制改革渐显成效，地方政府改革也日趋起色。应该说，有利于民主政治发展的因子正在积累，民主政治的阻碍正在消退。随着中国改革的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也将逐渐地推进。这些都是事实，也都是常识。作者说要尊重常识，但却忽视了中国政治这些最基本的事实，最基本的一些常识，对中国政治发展，仅凭直觉判断做一些武断的结论，这是略显偏颇的。最后引用作者文中的结尾，“尊重常识是每个人的义务。”这也是笔者的希望。

作者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

《联合早报》

很精彩的辩论！顶一个！！

确实是一场精彩的辩论。

对博士生的文章印象深刻。

http://www.chinatide.org.tw/study/s65.htm
http://wka1970.fyfz.cn/art/813253.htm
http://dl8.tongji.edu.cn/spsir/showszdw.asp?id=165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950846/

谢岳相关的几个链接。很奇怪他到新加坡后有如此言论，与其背景相悖。

而关于其获奖的译著：集体暴力的政治，有豆瓣评论说：不像一般的技术处理，这本“中文版”过滤掉了原著中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关的内容，也许这并非译者的本意，遗憾的是，这么多处的翻译改动却未在书中做出任何哪怕是间接的说明。此外，本书的翻译水平也确实不敢恭维，建议对本书感兴趣的朋友直接上Google Books看英文版。

民主就是大家说了算吗？坏人不算大家？有特殊利益需求的不算大家？。。这二字殊不简单。山西前年一场煤矿企业和当地农民的严重流血死伤事件，最后县领导也没辙了，让村民自个儿选择厂矿吧。结果呢，利诱、拉拢、虚假承诺、中标又谈崩，至今仍然是死矿。而诸多群体事件中最后已难分自卫和暴力起哄，不禁让人想起“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目前国内的贫富差距增大、官员腐败矛盾，民间若有偏激情绪只有新左，质疑学走西方路完全市场经济导致的唯利是图；而苏联解体至今的俄罗斯、东南亚东欧诸国“民主”道路的不成功，乃至台湾政坛至今果然成者王侯败者贼的竞选政治，已经充分验证了第三世界国家走全盘西化道路误国误民的实相。有几个中国人还会信刘那套？谁认可他是中国民众的和平代言人了？西方这些居心叵测还是自视要挽救我们于水深火热的人士，为何要粗暴地给我们按上这么个先驱？如同爱心膨胀的西方人非要把圣经灌输给穆斯林儿童一样，根本就是不尊重别人、唯我独尊！

而2010年欧美金融危机下游行罢工、议会纷争不断以及发达国家民众对社保下降的不满，也再次印证了邓小平先生老早就定论过的，在经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走西方民主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欧美政府在过去一年实施了多少强制手段对付那些抗议示威？有的甚至动用了军队，怎么无人声讨其人权问题呢？美国眼皮子地下墨西哥拜美国毒品消费所赐，恶性凶杀、官黑对峙持久不下，和平安定已成妄谈，给外部的投资建设带来诸多困惑，为何无人关注那里的民主人权呢？

也反对一切以自由民主理由对他国的所谓“制裁”行动，包括对缅甸这种。我们都很清楚，再制裁，受苦的是百姓，而不是居高位握重拳的官员，现在的国际政治完全由美国主导，包括北约在内，其实他们并不真正在意那些国家百姓生死存亡，哪怕自己国家的20岁上下的士兵搭上百十个亦无妨，是真正的以天下为邹狗。而现实，能举一个因受制裁所以“改过”致繁荣富强的例子来吗？那只是欧美对这些国家的报复和撒气。

回头说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是更加沉重；其实那不在任何外在，就在我们每个人自己。越是能随意感受到不正风气的存在，状况越是值得嗟叹，其实每个人可做或不做的越多。但现实是一个坚持本分良知的人在现实中多么怪异孤立，只在网络上对遥远的事件铿锵批驳者浩浩荡荡、不乏其众。如同一个劫匪经常可以控制一群人（不说恶性扫射这种），以致导致凄惨的结局。

西方有龌龊不等于我们幸福。很多时候都不需要冒多大风险，哪怕只是对不正行不合作，都能有莫大的功效。大片的灰色、夹带不满抱怨的服从妥协，其恶化环境的力量其实远胜过一两个贪腐独裁主角；无非奖金拿少点、受点冷眼敲打、穿穿小鞋，还不需要顶着严刑拷打还是冒生命危险，而这点利益得失对大众实在是太难割舍了，反而不断有人一批批地继承那些利益集团的角色去了。

基础的经济生活保障后，说到人生的满意和幸福，以致影响的和平稳定，还有一方面因素就是物质需求的目标。所谓欲壑难填，也可以环视一下那些信仰佛教的周边小国百姓满足的微笑、电子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穆斯林国家仍然屏蔽声色娱乐、更不必忧虑烟酒之害。可不要把大家导向物质人生，可以不信仰宗教，但不能没有了文明；否则总在被刺激着争夺之中，也难和平安乐。

和平的责任，远远不只是政府。我们共同决定着我们自己的命运。

读完所有的短文，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张翔辩论的真有水平，很有见地，不愧为搞学问的，精彩！要给他赞一个！ 张博士加油！
    开头几段的“常识性标准”？的反问，就象抽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谢岳几个响亮耳光，真的给人心旷神怡的痛快！
    这一比较，嗬嗬....谢研究员就好像小学生，就这水平也能混进新加坡国立大学搞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也不怕他给砸了招牌！
    或许，他这种人正是刘晓波之流的比较合乎西方胃口，也自然合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习性，正所谓臭味相投，“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就随他去吧！谢研究员能混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搞自由研究，这也充分证明，是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民主政治取得的伟大成果。不然的话，当今中国政府没有这样的民主自由机制，他能自由的去新加坡国立大学吗？
    民主与自由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都是相对而言的东西。当今，世界上不存在没有约束的民主与自由。没有约束，只能是混乱！看看当今世界唯一的世界警察－－美国吧！对国内一样有限制他人自由的法律，有的时候不惜动用武力镇压反政府人士。对外就更不用说啦，只要哪个国家弱小，没有核弹等足够威胁阻止西方武力行动的武器，胆敢不听他的指挥棒的，就被中情局以各种欲加之罪，策动出兵消灭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巴拿马、50年代的朝鲜、越南.......等等这个世界多么可悲呀。因为经常上演老大打小弟的暴力剧，还美其名曰帮助建立民主与自由。看看吧，伊拉克、阿富汗乱象中底层民众们的呻吟，他们民主与自由在哪里？
    若果讲民主，为什么美国人把持美元金本位的好处，却不承担相应的义务，这是民主还是霸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现改革呼声，美国人却躲躲闪闪，甚至连最新的股权改制，想让美国人让一些份额出来都那么难，无非是美国人怕失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的最终也是唯一会员国所拥有的否决权嘛，他拿着这个否决权想否决大多数会员国达成的意见，这与美国选举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相悖，这是民主吗？难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美国一家开的？我看更像流氓！

谢岳与张翔两位博士过招确实很精彩。两人都是吃中国米长大的，一位后来喝过洋水，另一位有没有出洋则不详。且不论两人观点的是与非，就态度来说，谢岳博士未免有点自我膨胀，说人家通篇文章都犯了常识性的错误，身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的马凯硕，真的那么窝囊，犯了那么多常识性的错误吗？他岂不是连个大学生都不如？
再读张翔博士的文章，原来谢岳博士也被指犯了不少常识性的错误。

哇, 真是很精彩的辩论.

同意......谢岳博士未免有点自我膨胀.

支持 张翔、韩山元 、内山、大山兄弟 、helene 等众网友的看法。
真不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向大家表示敬意！

整个人类的发展方向是：联合起来求生存，联合起来求发展，联合起来求安定，联合起来求全球性的生态平衡，没有联合就没有和谐，没有和谐就没有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没有人类未来的美好世界。


普选制老百姓投完票就没有任何办法了，所以才会出陈水扁、才会出希特勒，才会有小村官大腐败。因此，为了顺利连任村官，永嘉县上塘镇下湾村原村委会主任王A，竟然谋杀了村委会主任候选人！此案已告破 ，时间：2008年07月15日 温州都市报）美大选期间，有人要刺杀奥巴马，这也不是空穴来风吧！

普选制有议会暴力、街头暴力、竞选暴力，这一次连胜文枪击案是一个多么鲜活的例证。还有贿选问题、竞选就是烧钱、没有钱就不能参选的问题，何谈公开、公平、公正？投票率那么低，何谈真正负责任？谁都不认识谁？默默无闻不忽悠能当选吗？所以谎言重复一千遍才能变成真理。

特来邀请前去看看。普评制还未发出的“补天”信（公开征求意见）作者 马迎春  | 2010年12月10日 18:33 |民主, 农村民主, 共产主义是可以实现的, 合理化建议 本文地址： http://mayingchun.blshe.com/post/10914/624202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欢迎广大网友前去发表高见。

要想提升国际话语权，就必须有理论创新，没有理论创新，哪会有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普评制还未发出的“补天”信，是最没风险的改革路线图，确保万无一失。我坚信只要遇到象袁庚那样的领导，普评制就会变成现实。

普选制不好，普选制要是好的话，巴黎公社就不应该在实行普选之后，60天就彻底失败了。苏联就不应该在普选之后，两年半就解体了。如果普选制好，西方就不应该发生经济危机，街头、议会就不应该发生暴力活动。如果普选制好，就不应该有贪污腐败、扫街、拜票，散“中华”。

非常赞成 helene 的发言。和平奖让人看清了西方的居心叵测。

民主解决不了利益之争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都姓“资”。

目前很多问题其实是“走资”带来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自由或民主的问题。

"走资派"复活.....?

中共认为,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姓"社", 不姓"资"......

helene 的帖确实是好贴.....其实可以单独作为主帖发表!

现在什么时代了，姓“资”还是姓“社”很重要吗？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