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
江平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批准的有突出贡献、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曾当选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曾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等职；曾赴比利时根特大学、香港大学、意大利第二罗马大学、日本青山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中国民法、罗马法、公司法等课程，并获比利时根特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秘鲁天主教大学名誉法学教授等殊荣。现仍然担任着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国际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会长等职务。
江平先生于八十寿诞之际，推出了他的口述史《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本书以江平的一生经历和中国的司法进程为主线，讲述了作为中国法治见证者和推动者的江平先生在其八十年人生中的坎坷经历，通过江平先生对不同历史时期亲身经历的回忆和中国法治的不断探索与思考，折射出波澜壮阔的新中国法治历程。本书字里行间体现出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原则性、独立性、批判性。在2010年被多家媒体高票当选为“年度推荐”好书。2010年岁末，网易读书特别邀请江平老先生做了一个两个多小时的深度专访。
-------------- 节选，关于教育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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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总的来说，我倒觉得中国的教育制度也不能说它多失败。中国的教育制度在全世界角度来看应该还是有它成功的地方。
但是我们的教育也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核心的问题就在于思想意识，意识形态的问题控制太严。或者我们说大学校长名义上叫做校长，但实际上校长在学校发挥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没有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只不过是党委的一个成员，如果说（校长）只是党委一个成员的话，党委如果是七个成员，那他只是七分之一票，而这七分之一票最后的一切决策要由他来承担责任，这是不公平的。所以党委实际决策，但是党委不承担责任，而真正承担责任的校长又没有多大的权力，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端。
另外再看我们大学行政的色彩很重，或者说官僚的色彩很重。一切都要请示上级，甚至学校包括设立课程的自由都没有。您一个文科大学要上多少政治理论课，您要上多少文化课、外语课、体育课，这都是上面硬性规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够把学校办得有自己独立的色彩，或者说有自由研究的精神呢？这一点就很难做到。所以
现在的教育是可以培养出一些人，但是不能培养出非常优秀的具有独立思考的这样一些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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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80年代末政治风波。政治风波出现以后，马上全国的高等学校一律改回到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个我就认为是有些很不正常了。因为并不能够因为出现了一些政治风波的问题，我们就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我所知道的，我当时在苏联学习的时候，莫斯科大学就绝对是校长负责制，根本没有党委，党委只负责发展党员和教育党员的一些事情，他不能够干涉学校的政务。
苏联不论从企业到学校，甚至到军队都是一长制，军队就是司令员负责，没有政委。您也不能够说苏联在当时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呀。苏联和东欧所实行的一套应该说跟我们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的这一套党政系统存在的弊端还是很大的，这个弊端就是党政不分。而党政不分的核心就是党权干预到政权，这是个很危险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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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自己何时形成了独立的看待社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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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我想一个人能够形成自己独立的看待社会的方式，应该是逐渐的。在我应该说是两个阶段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阶段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时间对我形成的一个世界观也好，对世界认识也好，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我原来对党的看法在文化大革命的里面自己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怀疑，这么一个无法无天的、破坏法制的这么一场运动，那么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我也因此对于
毛泽东的做法产生了怀疑，对党打了问号。这是我第一次能够对事物的认识发生的变化。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有了很大的改变。
改革开放以后，小平同志提出来改革开放，这是完全符合
历史的潮流的，所以应该说，自己对于中国的中兴这个理念还是有了很大的信心。但是到了
80年代末，对我又有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因为从这个时候以后，我的看法逐渐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有自己独立分析的一些想法。
这次冲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应该说我对于这种统治方式产生了一些怀疑，或者说，现在基本的统治的方式还没有变化，所以从这点来说，应该说我从那时候以后，或者近20年来，我逐渐逐渐有了一种不同的观点，或者甚至在社会发生变动的时候，我也敢于表达一些自己不同的看法。我想应该是这么来看的。
网易读书：在文革之前，您看待社会，看待国家，看待现实问题的时候，是基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
江平：文革以前虽然我自己也说过，我对于划了右派又有服的一面，又有不服的一面，但是总的来说应该说还是相信他。
网易读书：相信党？
江平：嗯，因为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我们是自觉的参加革命，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而且我本身又是留学苏联。留学苏联这些年都是党的培养，所以在我的脑子中，党的正确好像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虽然有一些个别的问题，还是更多从自己不对的方面思考更多一些，但是文化大革命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网易读书：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的世界观，党的人生观您是很认同，很相信的。直到文化大革命，您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些看法，是这样吗？
江平：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开始。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76年，这10年应该说是变化很大的一个时期。
网易读书：现在我们看公共问题，或者是现实问题。对社会问题的提供一个看法或者解释，现在主要有两种思维，一种是经济学思维，一种是法学思维。刚才您讲了，您看待问题的方式或者提供自己独特意见的方式，主要是从法律的角度？
江平：
这个问题也不是仅仅从法律方面，因为我学的虽然是法律，但是我所遇到的是社会的问题，也可以说观察社会的方法。应该说，在我思想里面的变化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一个民主、自由、人权的看法。应该说，看待社会问题能不能真正的从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角度去分析，
最后我对中国现在这种领导方式是失望的。拿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我们强调了半天民选的政府，或者我们强调人民的政府，那么为什么人民自己对于选举的结果没有知情权？
听说人大代表最后在人大的表决上，每个选举上的人票数是多少，请示了领导之后，领导说不公布。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是一个考验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建立在民选政府的基础上，如果您是真正建立在民选政府（的基础上）有什么好对老百姓隐蔽的呢？每个人的得票数有多少，为什么不能向老百姓公布呢？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民权自由的问题也是这个问题。我们对待言论治罪。言论治罪的问题，右派的问题虽然解决了，有一段时间应该说比较好一点，但是我们过了一些时间之后，又恢复了一些过去的做法，对不同意见的人就来判刑，这种事我是很反感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走向一个开明的社会，比较能够容忍不同意见的社会。但是现在没有看到这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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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nowfresh 于 2011-2-4 22:11 编辑 ]
